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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由8月30日開始，學民思潮3名同學宣布絕食，並發起佔領政府總部行動，把政府總部變為屬於港人的「公民廣場」，並且持續10日，該是近年最大規模的佔領行動。作為一個運動組織者，我不得不佩服中學生們的膽識和智慧。是他們用絕食與佔領的方式，為反國教運動開出另一片天，創造形勢，以免運動因開學日的逼近而終結。
學民思潮進行佔領的同時，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其他團體，正籌備9月1日的公民教育開學禮集會。坦白說，面對政府態度強硬，當時我十分擔心一次過的集會無法對政府構成足夠壓力，最終只會變為運動的「閉幕禮」。
結果，大聯盟的團體商議後，決定加入佔領及絕食，嘗試延續這股能量。
我們今次可有所突破嗎？
在廣場裏，絕食者的堅毅教人動容，不論是年屆60的何芝君與韓連山，還是大專生、老師、家長、社工和70社運老兵團，他們都懷着無比意志，用身體向政府提出最大的抗議，他們的堅持成為佔領行動的重要後盾。同時，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奇蹟在廣場發生：群眾堅定地留守、自發清潔洗手間、救護車到達時自行開路、不少市民主動捐助物資。集會人數由第一日的8000，增加至1萬、12萬……我一直對廣場的群眾心存感激，是你們成就了這場運動，也告訴了我們這些組織者，之前的大遊行、落區及組織動員是可以為城市帶來希望的，更有望帶來實質成果。
佔領行動持續一星期後，我們開始思考佔領行動的延續問題。那時我在想，以往的留守或佔領行動，最終都逃不過清場而無所獲的命運，我們今次可以有所突破嗎？可以爭取到成果才離開廣場嗎？這些問題，一直纏擾着自己的腦袋。
9月7日下午，我們收到梁振英約見大聯盟成員的信件。由於不欲密室談判，於是向群眾講述情况，並提出會面必須公開，至少要有傳媒在場。當時，我們知道無論會面是否成事，事情已到了關鍵時刻，政府隨時都會有所動作，嘗試為絕食及佔領行動降溫。
當時我們要作出兩個決定
可是，與特首的會面一直沒有成事，政府採取拖字訣，只叫我們去開預備會議。同時，不斷有消息指有人聘請了臨時演員到場生事。我們一方面要分析形勢，另一方面對廣場的情况甚為擔心。尤其我以前在集會中曾見過這些臨時演員扮演「市民」，並向其他市民投擲載滿水的膠樽。
9月8日下午，梁振英突然提出3項修改，包括：學校自行決定開展期、自行決定獨立成科、重新檢視課程指引。大聯盟隨即開了一個長達6小時的會議商討對策。當時我們要作出兩個決定：對政府的修改內容是否「收貨」和佔領運動是否繼續。雖然，政府仍未撤回課程，我們也擔心將來教育局會運用與學校之間的權力關係，向學校施壓要求開科；但3年開展期的消失和不強制獨立成科，反映一直以來的全民運動對政府構成壓力，不僅是絕食和留守，還有各校的校友關注組和家長組的成立，都對政府構成一定壓力，這是公民社會取得的小成果。
政府的修改方案，把形勢改變。當時我們判斷，在取得階段性成果後，運動的未來重點將無可避免轉為在學校和社區開展深入的組織工作，把廣場戰變為城市巷戰，讓家長和校友監察校政，阻止政府壓迫學校開科的情况發生。我們希望開展另一階段的運動，是為了運動可具有延續性。
筋疲力盡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廣場戰及巷戰並行，佔領與長線工作同步進行。可是大聯盟和學民思潮的義工們經歷多日佔領，已經筋疲力盡，有的在5日裏只睡了10小時，實在難以繼續延續這場佔領行動。曾有團體代表在會上表示，擔心即時宣布這個決定會否令群眾感覺突然，但我們還是決定在會議結束後即時宣布，為的是希望在最多人的時候，向市民和支持者交代。當時我在想，若待數小時後或翌日中午才宣布，那跟政府一向待集會人數較少的時候才清場的做法有何分別？
佔領結束之後，有市民跟我提出對大聯盟決定的不滿，而我亦跟另外數位成員留在台上與留守的群眾對話，直至凌晨4時半。後來，回到家裏梳洗，預備早上的記者會前，我不斷問自己大聯盟的決定是否有誤？對政治形勢的判斷是否準確？我們是否與群眾脫離？在整夜無眠引起的頭痛與睡意中，我想不到答案。
記者會完結後，抖擻精神，重新反思這些問題。我認為這場運動是有重要意義的。首先，政府讓步反映這場運動對政府構成一定壓力，亦換來部分成果。此外，絕食及佔領再次凝聚了公民社會。市民不止是參與留守，而是自行發起不同的行動，如教師義工隊、反國教長跑等，這顯示出港人捍衛下一代的決心。公民社會再一次展示龐大力量，而這些力量必須轉移至社區及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才有希望。由不民主產生的政府未必會害怕一兩場大型遊行，但必會害怕一個強而有力、高質素的公民社會。因為，這意味着社會各處都充滿着高質素的公民，政府的施政事無大小都難逃市民法眼，無法蒙蔽市民。
忽略了與群眾的溝通
可是，跟群眾的關係上，我確信在今次曠日持久的運動中，忽略了與群眾的溝通，而這也不能以體力不支作推搪理由。雖然，我仍想不到有什麼具體方法，在組織一個逾10萬人的集會下能與群眾保持一定的溝通，甚至能諮詢他們的意見，照顧不同想法的市民。可是，當我想起那夜有兩位年輕人跑過來，禮貌地要求我再向群眾解釋，他們臉上帶有對撤離的質疑，同時是誠心地希望多作了解，因為不忍看見部分群眾與大聯盟出現分歧，我至今仍是心存歉意，因為我們與群眾的溝通工作實在有待改善。我想，作為一個組織者，必須重新思考這個問題，不然這類情况必會再次發生。
廣場十夜，我們形容群眾上了寶貴的公民教育課。作為組織者，我也在廣場裏不斷學習。佔領完結，不代表運動完結，盼望公民社會百花齊放，透過不同行動繼續這場反國教運動！
作者為香港基督徒學會社關幹事、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組織者
學民思潮進行佔領的同時，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其他團體，正籌備9月1日的公民教育開學禮集會。坦白說，面對政府態度強硬，當時我十分擔心一次過的集會無法對政府構成足夠壓力，最終只會變為運動的「閉幕禮」。
結果，大聯盟的團體商議後，決定加入佔領及絕食，嘗試延續這股能量。
我們今次可有所突破嗎？
在廣場裏，絕食者的堅毅教人動容，不論是年屆60的何芝君與韓連山，還是大專生、老師、家長、社工和70社運老兵團，他們都懷着無比意志，用身體向政府提出最大的抗議，他們的堅持成為佔領行動的重要後盾。同時，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奇蹟在廣場發生：群眾堅定地留守、自發清潔洗手間、救護車到達時自行開路、不少市民主動捐助物資。集會人數由第一日的8000，增加至1萬、12萬……我一直對廣場的群眾心存感激，是你們成就了這場運動，也告訴了我們這些組織者，之前的大遊行、落區及組織動員是可以為城市帶來希望的，更有望帶來實質成果。
佔領行動持續一星期後，我們開始思考佔領行動的延續問題。那時我在想，以往的留守或佔領行動，最終都逃不過清場而無所獲的命運，我們今次可以有所突破嗎？可以爭取到成果才離開廣場嗎？這些問題，一直纏擾着自己的腦袋。
9月7日下午，我們收到梁振英約見大聯盟成員的信件。由於不欲密室談判，於是向群眾講述情况，並提出會面必須公開，至少要有傳媒在場。當時，我們知道無論會面是否成事，事情已到了關鍵時刻，政府隨時都會有所動作，嘗試為絕食及佔領行動降溫。
當時我們要作出兩個決定
可是，與特首的會面一直沒有成事，政府採取拖字訣，只叫我們去開預備會議。同時，不斷有消息指有人聘請了臨時演員到場生事。我們一方面要分析形勢，另一方面對廣場的情况甚為擔心。尤其我以前在集會中曾見過這些臨時演員扮演「市民」，並向其他市民投擲載滿水的膠樽。
9月8日下午，梁振英突然提出3項修改，包括：學校自行決定開展期、自行決定獨立成科、重新檢視課程指引。大聯盟隨即開了一個長達6小時的會議商討對策。當時我們要作出兩個決定：對政府的修改內容是否「收貨」和佔領運動是否繼續。雖然，政府仍未撤回課程，我們也擔心將來教育局會運用與學校之間的權力關係，向學校施壓要求開科；但3年開展期的消失和不強制獨立成科，反映一直以來的全民運動對政府構成壓力，不僅是絕食和留守，還有各校的校友關注組和家長組的成立，都對政府構成一定壓力，這是公民社會取得的小成果。
政府的修改方案，把形勢改變。當時我們判斷，在取得階段性成果後，運動的未來重點將無可避免轉為在學校和社區開展深入的組織工作，把廣場戰變為城市巷戰，讓家長和校友監察校政，阻止政府壓迫學校開科的情况發生。我們希望開展另一階段的運動，是為了運動可具有延續性。
筋疲力盡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廣場戰及巷戰並行，佔領與長線工作同步進行。可是大聯盟和學民思潮的義工們經歷多日佔領，已經筋疲力盡，有的在5日裏只睡了10小時，實在難以繼續延續這場佔領行動。曾有團體代表在會上表示，擔心即時宣布這個決定會否令群眾感覺突然，但我們還是決定在會議結束後即時宣布，為的是希望在最多人的時候，向市民和支持者交代。當時我在想，若待數小時後或翌日中午才宣布，那跟政府一向待集會人數較少的時候才清場的做法有何分別？
佔領結束之後，有市民跟我提出對大聯盟決定的不滿，而我亦跟另外數位成員留在台上與留守的群眾對話，直至凌晨4時半。後來，回到家裏梳洗，預備早上的記者會前，我不斷問自己大聯盟的決定是否有誤？對政治形勢的判斷是否準確？我們是否與群眾脫離？在整夜無眠引起的頭痛與睡意中，我想不到答案。
記者會完結後，抖擻精神，重新反思這些問題。我認為這場運動是有重要意義的。首先，政府讓步反映這場運動對政府構成一定壓力，亦換來部分成果。此外，絕食及佔領再次凝聚了公民社會。市民不止是參與留守，而是自行發起不同的行動，如教師義工隊、反國教長跑等，這顯示出港人捍衛下一代的決心。公民社會再一次展示龐大力量，而這些力量必須轉移至社區及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才有希望。由不民主產生的政府未必會害怕一兩場大型遊行，但必會害怕一個強而有力、高質素的公民社會。因為，這意味着社會各處都充滿着高質素的公民，政府的施政事無大小都難逃市民法眼，無法蒙蔽市民。
忽略了與群眾的溝通
可是，跟群眾的關係上，我確信在今次曠日持久的運動中，忽略了與群眾的溝通，而這也不能以體力不支作推搪理由。雖然，我仍想不到有什麼具體方法，在組織一個逾10萬人的集會下能與群眾保持一定的溝通，甚至能諮詢他們的意見，照顧不同想法的市民。可是，當我想起那夜有兩位年輕人跑過來，禮貌地要求我再向群眾解釋，他們臉上帶有對撤離的質疑，同時是誠心地希望多作了解，因為不忍看見部分群眾與大聯盟出現分歧，我至今仍是心存歉意，因為我們與群眾的溝通工作實在有待改善。我想，作為一個組織者，必須重新思考這個問題，不然這類情况必會再次發生。
廣場十夜，我們形容群眾上了寶貴的公民教育課。作為組織者，我也在廣場裏不斷學習。佔領完結，不代表運動完結，盼望公民社會百花齊放，透過不同行動繼續這場反國教運動！
作者為香港基督徒學會社關幹事、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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