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要花兩年遏止發展落後的趨勢，

【明報專訊】“ 我深知香港積存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都不易在短期內解決，

因此，我在競選期間呼籲香港迎難而上，『齊心一意撐香港』，

我更提出要花兩年時間遏止香港社會發展落後的趨勢，然後再花兩三年時間重拾上升軌迹。 ”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香港市民：

我很高興在各位議員就任之後的第2個星期就來到立法會向大家發言，並且藉此機會向香港廣大市民講述我對問題的基本看法。


由於立法會剛剛就任，因此政府決定將《施政報告》發表的時間改為明年的1月份，使得新一屆政府和新一屆的立法會有更多時間就《施政報告》的內容進行充分的互動和交流。此外，我將於兩星期後再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到時可以就我今日的發言再作交流。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就核心價值和其他本港內部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我對有關問題，包括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也十分重視。我點出國內外政經大環境，是希望社會在議事論政時能夠內外兼顧，政經兼顧，避免觀其一點，不及其餘，因為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都不能在外部大環境的巨大變遷當中獨善其身。再者，香港的社會問題，包括貧窮、房屋和老年化問題，都需要經濟實力才可以解決。對世界局勢的變化，我們要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對可能出現的變局，要做好部署和應對。


接着我想講我對幾個重要關係、問題的看法。


行政和立法關係

首先是行政和立法關係。特區政府關心和維護行政立法關係，需要與全體議員建立與保持經常的溝通和聯繫，促進行政立法關係的良性互動。政府和立法會各司其職，既有權力，也有責任。政府和立法會協作得好，利民的政策措施可以及時和全面落實，得分的不僅是政府一方；反之，失分的也不僅是政府一方。市民給政府的評價，和給各位議員的評價，不是零和，因為市民對政府和立法會有一致的期望，這是政府和立法會關係的本質。


我非常重視政府與立法會之間的良性互動，未來幾年，將有相當多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民生問題息息相關的政策措施需要通過，特區政府將會以開放開明態度，與各黨派及獨立議員以不同方式、不同渠道溝通和對話，既詳述政府的理念和立場，也聽取議員的主張、意見和建議，爭取議員的支持。特區政府一定會尊重立法會的地位、職能和憲制權力。同時，我亦希望大家能夠以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重，以理性和務實的態度，共同向前推動施政。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由《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獲授權依照《基本法》規定實行高度自治。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權力，除國防、外交外，還涉及政制、行政和國際交往等多個方面，例如中央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有關於船舶登記和飛機標誌；和有關於香港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等。


有關《基本法》條文都說明：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是根據《基本法》實質規定的高度自治，不是其他形式和內涵的自治。


回歸15年來，特區政府恪守《基本法》中有關中央和香港關係的規定，我和本屆特區政府會繼續堅持《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


香港和內地以及外國的關係

香港和內地的社會和經濟關係已經發展得密不可分。無論將這種趨勢用什麼詞語形容，事實是愈來愈多的香港市民在內地經商、工作、升學和定居。截至2011年10月，共有1.1萬名香港學生在內地205所高校就讀。根據廣東省的統計，現時在廣東省的港資企業數量已達5.6萬家。


在不斷發展的關係中，除了香港市民到內地工作、經商、旅遊和生活，愈來愈多的內地居民也來香港旅遊、購物、升學或使用其他服務。近年，內地人在香港的一些活動引起了關注：例如來香港產子、購買奶粉、買入住宅單位和走水貨等。我和特區政府關注這些問題，也作了及時和適當的處理。內地居民在香港的購物和其他活動，為香港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的市民造成不同程度的正面或負面影響，特區政府都會密切關注。特區和中央政府會不斷跟進香港的承受力問題，避免因為內地居民在香港的需求過大，影響到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因此，內地居民可以按「個人遊」（或通稱自由行）政策來港的，目前只限於內地600多個城市當中的49個城市，過去5年，這數目一直沒有增加。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社會上有人將這類問題高度政治化，甚至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諮詢中，指該計劃是「赤化香港」，「割地賣港」。我認為這些言行，並不代表多數香港市民，但也不能掉以輕心，以為這些少數人的行為和言論對香港和內地關係的正常發展不會造成負面影響。


我想藉這機會重申已經落實的，我本人對有關問題的主要主張和做法：

．回歸前，作為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我主張解放軍駐港部隊作封閉式管理；

．目前香港有近30萬外籍家庭傭工，每年薪金總額達港幣140億元，回歸前我不贊同在回歸後輸入內地家庭傭工來港工作的看法，並沒有改變。


．2003年，我支持推動內地居民來港「個人遊」（或稱自由行），以推動香港旅遊和零售業的發展；最近，考慮到香港的承受能力，我建議中央政府暫停深圳非戶籍居民一簽多行來港，亦得到中央的支持和接受；

．我並落實以「港人港地」方式限制非香港居民購買住宅；

．當選不久，我就宣布2013年「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配額為零；

．最近我要求政府各部門聯手嚴厲打擊水貨客的活動。


發展香港和內地關係，我們要有守有為，我以上的主張和決定，說明了回歸前後，以及我上任前後，有守有為的做法。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成熟和穩定的體制，香港的核心價值在市民當中也得到廣泛的認同，不會因為密切的對外對內交往而受損。香港的經濟體系屬外向型，我們不應閉關鎖港，做好對外事務和內交工作對香港的發展十分重要。


經濟發展和成果分配的關係

香港社會整體富裕，但貧窮問題揮之不去，而且局部惡化。1996至2006年這10年間，香港人均GDP增長34%，但工作人口中收入最低的30%，工作收入不升反跌。


貧窮問題不僅是社會公義問題，更是政治和經濟問題：當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在經濟有所增長時期仍然得不到經濟增長的好處，社會的穩定必然受到影響，經濟發展也必然遇到阻力。


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的收入與財富出現一定的差距可以理解，差距本身不是問題，問題的核心是貧窮。發展經濟是我們社會的共同目標，扶助貧病老弱，為無力自顧人士提供生活安全網，也是社會的基本責任。經濟發展與扶貧互不矛盾，兩者並不對立。事實上，我們需要持續的和較高的經濟發展，才可以讓政府和全社會有更大的力量，解決貧窮和其他長期積存的社會問題。


貧窮問題的最現實體現是惡劣的住屋環境：籠屋再次出現、劏房和板間房的蔓延，就反映這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單位的住客，不少都是「老」香港，其中不乏自食其力的長者，他們既值得我們尊敬，也需要我們的幫助。


政府在扶貧和扶助弱勢社群的工作上有責任有角色。去年實施的法定「最低工資」，以紓緩在職貧窮就是一個好例子。實施一年多以來，效果突顯，基層市民的工作收入有明顯的改善。


為了做好扶貧工作，我們會制定有國際公信力和社會認受性的「貧窮線」，以準確了解香港的貧窮情况，並協助引導政府的政策方向，量度政府政策的成效。


我在選舉政綱中提出給有需要的長者額外的津貼。上任後的第4個月，新一屆政府已經提出落實方案和時間表。立法會哪一天通過政府的提案，新的長者生活津貼就由當月首天起計。我要清楚指明，這不是「派糖」方案，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續的扶貧措施，因此對象是有需要的老人家。我知道立法會部分議員對資產和入息申報持不同意見，但取消這些限制是不負責任的做法，而且財政上也不可持續。長者生活津貼不是「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起點，事實上，社會就應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仍未有共識。


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香港過去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含糊和矛盾的概念，自始至終，沒有人能夠用當時政府的政策措施印證說明這概念的內涵。在那個年代，政府大力興辦工業邨，以極低價批出土地，即使非出口型的公司亦可受惠，當時的政府更以立法方式，將4家私人股票交易所合併，成為新的私人公司，並在批出一幅貴重商業用地時，在賣地條款中規定發展商興建交易所大堂；當時的政府在批出海域供私人公司發展貨櫃碼頭時，也有種種政策，干預市場的自由運作。取代「積極不干預」理念的「大市場、小政府」理念，也不能夠滿足香港今日的需要。今日的香港，既有商機也有障礙。我在政綱中指出：香港要穩中求變，政府要適度有為。香港的工商專業界在香港和海內外都極有發展潛力，有些發展過程中遇上的障礙需要政府協助排除，例如在利用CEPA等優惠時碰到的問題，必須特區政府出面和中央或地方政府協同解決。這就是我G2G（Government to Government）的主張和做法。


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內地高速發展，香港需要與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內地不同的城市在不同方面合作，協調和競爭，才能夠保持原有優勢和創造新的優勢，香港更需要發展新亮點，才能夠維持領先地位，否則不進則退。周邊各個經濟體系的高速發展，給我們造成競爭和機遇並存的局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協調和合作可以造就優勢，因此無論是競爭、合作或協調，我們對內對外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我們不應滿足於現狀，實際上現狀存在很多危機。特區政府將努力做好「官產學研」四結合中「官」、「研」、「學」的應有部分，用好公權力，並且做好相關的調研和人才培育的工作。


發展和保育的關係

我的政策方向是要既要穩健發展土地和建築空間，又同時注重保育工作，並在發展與保育之間求取平衡，必要時作出合乎社會利益的取捨。取捨的關鍵不僅是客觀論證，還要有取捨的勇氣。我們並不缺乏開發的資金，更不缺乏開發的技術。只要我們肯想敢做，香港可以是優美、安全、舒適和便捷的城市。在土地利用上，如果我們要保育佔全港面積43%的郊野綠地，就更要善用25%的都市用地，地盡其利，並加入綠色建築，採用低碳的城市和交通設備，同時開拓可用土地，建立綠色新城。


房屋問題

近年房屋市場呈現供不應求，過去幾個月，樓價和租金更持續上升，與市民購買力脫節。另一方面，公屋輪候冊申請宗數接近20萬，當中包括不少年青單身人士。不少市民抱怨難以覓得安居之所。就此，政府和市民對樓市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房屋問題，無論是置業問題或居住問題，都亟待解決。


房屋問題是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也是各個相關部門需要優先處理的工作。政府會以多管齊下的方法處理。面對供求關係緊張，根本出路在於增加和確保持續的供應，以回應社會上不同組群的住屋和自置居所的需求。


早前我已公布一系列的短、中期共10項措施，着力點在於供應。通過各部門同事的努力，審批預售樓花的手續已經明顯加快；「置安心」首個項目改「租」為「賣」；我們尋求將36幅「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撥作住宅用途，並且以活化工廈政策增加住屋供應量；又推出「港人港地」政策，以優先保障港人置業；並成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對未來不同類型的公私營房屋需求（包括資助置居）作全面評估及深入分析，建議對策，以協助政府規劃土地供應與用途。


在未來3至4年，除公屋外，第一手私人住宅的供應量預計為6.5萬單位，比過去幾年將有明顯增加。要根本理順房屋問題，就要確保土地供應及土地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發展的整體方向、幅度和步伐。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房屋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正積極協調跨部門努力，增加土地開發與供應。


我想向各位市民保證，早前推出的政策措施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往後會繼續適時地推出其他政策措施，協助基層上樓，協助中產置業，並促進樓市穩健發展。我和我的團隊解決房屋問題的決心是不變的。


政府總部架構重組方案

在這屆政府上任前，我提出政府總部架構重組方案，以處理政府協調重大政策及內部分工上的問題，因為在當前的社會情况下，政策往往涉及多個政策局，以往有些重大的政策範圍確實未有足夠的橫向協調。但上屆的立法會未能表決有關重組方案。建議是有爭議的，但我的施政方針是幹實事，重組政府架構也是為了改善施政，加強分工、合作和政策協調能力。


雖然現有架構未盡完善，但再次推動重組方案，將有可能重現上屆立法會拖拉的情况，虛耗時間和精力。所以，我決定在短期內不再提出重組架構的建議，使得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其他工作。我已要求各司局長緊密合作，加強跨局協調工作，發揮團隊精神，以制訂及推出有效政策，回應市民的訴求。


結語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香港市民，我深知香港積存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都不易在短期內解決，因此，我在競選期間呼籲香港迎難而上，「齊心一意撐香港」，我更提出要花兩年時間遏止香港社會發展落後的趨勢，然後再花兩三年時間重拾上升軌迹。


上任3個月來，我得到社會各界的不斷提點，得到問責團隊和廣大公務員的齊心協力，在短短3個月內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使得政府能夠及早推出一系列成熟的政策和措拖，而且對一些長期積存和錯綜複雜的跨部門工作形成統一意見，我對大家表示衷心感謝。這3個月的工作表現，有得有失，我們會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繼續做好內部的磨合工作，並請大家繼續提點。


香港不是少數人的香港，是700萬人的香港；不僅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香港，也是子孫後代的香港，大家都要共同關心。從太平山、獅子山、八仙嶺和鳳凰山俯瞰香港，我們看見繁華的一面，也看見發展的迫切需要。只要我們有長遠和整體的規劃，香港並不缺乏土地，更不缺乏資金、人才或技術。我們要有志氣，要有勇氣，大家香港人要同舟共濟，以同理心看待分歧和矛盾，在各個大小問題上求同存異，以積極向上、登高望遠的態度看待機遇，以從容和自信看待新的挑戰。我相信香港的制度和價值，我更相信香港市民，只要政府、立法會議員，以及全體香港市民齊心，我們一定可以建設更美好的香港，我們一定做得到。多謝大家。


*行政長官梁振英10月17日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闡述他的管治理念，檢視第4屆政府首3個月的工作進度，以及概述他的施政方向和2013年的工作重點。本文是他的發言摘要。


作者是行政長官

（着重點是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