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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去年中槍美國女議員吉福茲的主診醫生勒莫爾，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訪問，以吉福茲個案經驗談論馬拉拉病例﹕
問﹕馬拉拉有好轉迹象，令人意外麼？
答﹕不。這視乎一大堆因素，例如子彈口徑有多大、子彈速度多高等。若子彈對腦部構成巨大衝擊，導致馬上出現腦腫，恐怕在送抵醫院進行減腦壓手術前便喪命。
問﹕10年前處理頭部中槍，跟今日有何分別？
答﹕不同的是醫者心態。1980年代，好些研究皆認為，一旦頭部有貫穿性槍傷便無望生還。我認為許多病人因這悲觀想法而得不到及時醫治。但經過黎巴嫩內戰、兩次伊拉克戰爭，我們開始意識到，若傷者在被發現一刻仍有生命迹像，而又能盡快送病人做神經外科減壓手術，那我們真有希望救活他們。
問﹕在吉福茲個案中，初期哪些時刻最關鍵？
答﹕她在手術前能回應醫生指令，手術後我們弄醒她，她也能非常快地回應指令，那是最重要時刻。另一關鍵也感人的時刻，是她能夠撫弄坐在身邊的丈夫的婚戒，這意味腦部仍有很高程度的處理能力和認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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