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最低工資委員會月前對最低工資水平展開檢討，各方最終達成共識，建議將最低工資時薪由28元上升為30元，調升幅度為7.1%。委員會將於10月底之前向特首提交建議，預料可於2013年5月實施。
明年最低工資時薪上調為30元是多方妥協的結果，從平衡勞資的訴求以及兼顧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來看，算是一個較能為各界所接受的折衷方案。或許有些人士認為上調幅度偏於保守，未充分顧及基層勞工的需要，但筆者認為，作為對最低工資水平的第一次檢討，本來就不宜冒進，審慎行事是應有之義；更應周全而細緻地考慮各項可能性因素，確保相關政策在切合既定目標和原則之餘，亦將潛在的負面影響減至最低，並且不至於對社會和經濟的中長期發展造成隱患。
初見成效 負面影響隱伏
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為受薪者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保障。自最低工資去年5月底實施以來，已有不少基層人士受惠。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今年第二季全職僱員的平均每月收入按年上升4.8%，而低薪僱員（即收入最低的10%僱員）的收入更大幅增長10.4%。雖然企業的經營成本因為最低工資的推行而上漲，但整體情况尚算良好，未觸發較大規模的商戶結業和職位流失；本港的失業率維持在低位水平，去年年中以來一直徘徊於3.2%至3.4%之間。
必須承認的是，首個最低工資能夠順利啟航，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政策伊始之時，香港經濟正處於一個擴張期，特別是內部消費強韌以及訪港遊客屢創新高，帶動了旅遊、餐飲、零售這些聘用大量低薪僱員的行業蓬勃增長。其間市民的收入顯著上升以及樓市持續暢旺衍生財富效應，亦提升了消費者的承受能力，為商家轉移部分成本壓力提供較大的空間。在這種大環境下，首個最低工資可謂是「生得逢時」，一些「潛伏」的負面效應亦因此未曾浮出水面。
經濟逆轉 問題恐漸浮現
但一年後的今天，香港正面臨嚴峻的經濟逆轉。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今明兩年的增長率分別低至1.8%和3.5%。外圍環境未見明朗，中國和一眾新興市場紛紛放慢了增長腳步；在歐債危機積重難返、美國「財政懸崖」迫在眉睫、中日經貿反制戰一觸即發的陰霾下，香港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仍面臨較大的下滑風險；特別是近期零售銷售增長顯露疲態，訪港旅客的購買意欲亦有後繼無力的迹象，反映作為本港經濟增長支柱的消費開支前景已經轉淡。
受累於經濟形勢轉差，內部消費需求動力減退，以提供本地服務為主的行業特別是低薪行業首當其衝；加之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繼續推行放鬆銀根的政策，通脹可能再度升溫，原材料價格及租金等持續上漲推動經營成本節節上升，中小企業的處境更形困難。2010年《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指出，低薪行業的盈利率普遍較低，更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企業處於虧損狀態，當中以飲食業和零售業的情况更為嚴重。對這部分企業來說，面對生意下滑和成本上升的兩難境地，無論是要透過調低盈利還是向客戶加價來應對最低工資調升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壓力，恐怕都是難以實踐的「紙上談兵」。其實，許多中小企業幾經努力，才逐步消化了首個最低工資的影響；他們在開源、節流、提升效率等方面已經是「扭盡六壬」，短時間內要接受一個更具挑戰性的最低工資水平，進行另一番殫精竭慮的調適，又談何容易呢！
最低工資上升往往還會觸發多種「漣漪效應」。例如，為了保持各層職級員工的薪金差距，企業在為基層員工加薪的同時，亦須考慮相應提高不同職級員工的薪酬。再如，商家被迫向客戶加價，尤以中小企業主營的基本消費品和服務為甚；眼見百物騰貴，打工仔難免會有更迫切的加薪訴求，以追上生活指數的上升。此外，最低工資其實亦干預了勞動市場內部原有的均衡；不同行業的相對薪金水平發生了變化，或會引發始料未及的轉職流動。早前有報道指，最低工資實施後觸發勞動市場「洗牌」，年輕力壯的僱員紛紛轉投保安和物業管理行列，導致安老服務、飲食業，乃至的士司機業出現跳槽潮。這些關聯效應除了會讓業界百上加斤之外，亦可能會引致人力資源流失，妨礙業務運作，甚至增加勞動市場結構性錯配的風險。
循序漸進 慎加最低工資
本港最低工資開局良好帶來了兩點啟示：一是最低工資的水平必須切合社會的實際情况；二是應透過推動經濟來創造更多高生產力的職位，才能由源頭改善勞工待遇。在當前風高浪急的經濟形勢下，奢求最低工資作「大躍進」式的冒升顯然不切實際，亦未必符合廣大勞工和市民的根本福祉。更何况工資往往呈現易升難降的「剛性」，有加有減的機制恐難真正落實。一旦薪金調升之後，即使遇上經濟下滑和通貨緊縮，一般亦只能以「凍薪」了事；其結果是削弱了企業的彈性和抗逆能力，亦會影響香港整體營商環境的競爭力。毫無疑問，調整最低工資水平宜穩紮穩打，把握適當的尺度，才能讓中小企業在營商的艱難時期保持生存和發展能力，亦才有可能透過「保經濟」來「保就業」，讓勞工特別是最邊緣勞動階層安然渡過今次的經濟逆轉。
從另一個的角度來看，最低工資才剛剛實施一年多，對經濟、民生、勞動市場的實質影響還需一段時間才會逐漸顯現出來；而這些效應亦可能會隨着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而有明顯的差別。迄今為止，政府對最低工資各方面影響的評估及預測尚處於摸索階段，還需累積經驗和建立更可靠的參考數據；而最低工資委員會其實亦未有一套清晰、系統化的機制來較為科學地衡量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可以說仍是「摸着石頭過河」。基於風險管理的思維，以循序漸進的取態對最低工資水平進行調整，應是當前情況下較為合理和穩妥的做法。
扶企解困 研建長效機制
鑑於明年香港經濟的前景不容樂觀，特區政府更應密切留意最低工資調升後對營商環境和社會民生的影響；必要時須制訂切實的措施，例如提供融資和財稅方面的支援等，協助面臨諸多挑戰的中小企業和基層人士渡過難關。同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亦應與統計處和相關的政府部門合作，着手就最低工資與失業率的實際關聯變動建立一套監察系統，以便為日後最低工資水平的釐定和調整提供更翔實和有說服力的定量依據。
值得一提的是，最低工資固然包含着為基層工人提供最低生活所需的原始精神，但它本身畢竟不是一項扶貧措施，更不應被當成是協調勞資利益關係和收入分配的常態化工具；如果簡單地將最低工資與通脹掛鈎或者將最低工資水平的調整進一步頻密化，不但會引致昂貴的社會成本，更會偏離訂立這項政策的初衷。筆者認同香港確實存在許多社會問題亟需解決，包括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停滯等；但這些並非最低工資原本的主旨要義。凡此種種，實有待政府對症下藥，制訂更加到位、有針對性和具持續性的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以「打組合拳」的方式去解決。
作者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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