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新型城鎮化 平衡地域城鄉差距

【明報專訊】從十八大換屆到剛剛落幕的中央經濟會議，「城鎮化」一詞儼然成了坊間的熱議焦點，副總理李克强的一句「城鎮化是內需的最大潛力」，更令市場討論空前升溫。面臨國內現時經濟地域、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即將鋪開的新型城鎮化似乎更有看頭：在資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機遇和挑戰並存。


廣東中山民營企業家秦武（化名）回憶，90年代初，剛剛成立的火炬開發區仍是滿眼的農田，自己則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個體商戶。「1992年鄧小平南巡，破天荒說支持民營經濟，我才下定決心成立了自己的潔具製造工廠。」 20年過去，這家最初只有十幾個員工、一台機器的小作坊，發展成為員工超過2000人、年營業額近1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行業龍頭。


改革開放以來，像中山一樣從農業縣轉型為工商業城市的成功案例並不少見，秦武的故事只是沿海地區城鎮化過程中的其中一個脫貧致富小故事 。然而與此同時，各地也不乏「圈地造城」式的粗放擴張，衍生出的問題也日漸嚴峻，這才是新一屆中央政府推動「新型城鎮化」的原因。


舊式圈地城市化 有水分

截至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然而據「人民網」所披露數字，2000至2010年，我國城區面積累計增長78.5%，而城鎮常住人口只增長了45.9%，反映不少地方政府罔顧農民利益、以低成本過度徵地，盲目擴張「市區」。另一方面，2000年至2011年，官方城鎮化率累計上升了15個百分點，但若按戶籍計算，目前持有城鎮戶口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35%，11年間上升9個百分點。這其中的差距在於，仍有總數超過2.5億的農民工大軍，十多年來一直無資格享受城市福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市民」。


針對城鎮化率存在的「水分」，早有學者提出改革呼聲。「和過去的圈地造城不同，新型城鎮化必須打造產業、支撐城鎮自身的經濟增長」。建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劉紅哿指出，只有在產業壯大、經濟效益增加的基礎上，轉業後的農民才能落戶城鎮、真正享有市民福利，才可能支撐消費增長。


中西部吸收投資漸多 農民工回流

正如劉紅哿所言，正當一線城市、沿海發達地區負荷漸增，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也在迷惘中尋找出路。戶口一直落在重慶市開縣新浦村的黃志安，1997年就來到深圳打拼，以私營貨車、運送裝修材料為生。「就在5年前，拉貨還能賺到不少錢。但最近兩年開始，深圳工程愈來愈少、物價倒是愈來愈高：現在每個月只能賺1000元，賺得跟97年幾乎一樣。」


官方統計可見，中西部城鎮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過去幾年相對東部更加明顯（見圖），製造業的投資日漸成為吸收勞動力回流的「海綿」，其中最典型的要數沿海電子製造業內遷。「沿海農民工返回內陸務工，必然成為未來的趨勢。與此同時，東部則專注發展高端服務業：這個自然淘汰的過程，起碼會持續10年。」劉紅哿說。


由發改委主導的《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初稿估算，城鎮化將在未來十年拉動40萬億元投資；「城鎮化」一詞引起資本市場對投資加碼的不少憧憬。然而，與東部崛起時不同，近幾年的全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央行預算、外資所佔比率持續下降。2011年，全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共約33.7萬億元，其中有六成半屬於「自籌資金」，國內貸款、國家預算及外資則分別僅佔13.7%、4.4%及1.5%。


財稅改革 下一步重點

「所謂自籌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指出，從補償農民土地、城鎮基建到招商引資，中西部城鎮化需要地方政府持續投入大量資金，「如果目前的財政機制沿用下去，地方融資平台償債風險是最大的危機」。他認為，在目前的分稅制度下，地方財政捉襟見肘、中央政府的雄厚儲備反而無處可用，這無疑有損城鎮化的長期規劃。「將更多稅收歸於地方處置、賦予各地自己發行長期債券的權力，這是下一步改革的一大重點。」


在城鎮化新變局中，做了15年「打工候鳥」的黃志安也打起回鄉發展的算盤。「有個老鄉，就拿著這幾年在深圳打工賺的20多萬在村裏開了家加工廠，一開始就可以月賺一千多。」這點投資、收益聽上去雖然不多，對「城鎮化」大局更是杯水車薪，但在黃志安看來，已經遠比留在深圳漂泊吸引。國家發改委也已多次強調，中小城市、小城鎮尤其應該放寬落戶條件，令農業轉移人口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換言之，愈來愈多像黃志安一樣農民工，以後可以在自己老家的新興城鎮內另覓生計、置業安家。


明報記者 杜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