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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四川雅安市蘆山縣地震的捐款能否善用，引起官民爭論。《人民日報》海外版引述建制派言論，主調是「血濃於水」，不能因個別善款有問題而傷害國民感情，並指反對捐款是「反國教的延續」。民間的主調則是，必須防範救災中的各種弊病；盲目捐輸，等如把善款拋入大海。其後，《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刊出文章，語調變得溫和，指應該「重視和反思」香港立法會反對捐款的聲音，並要求中國紅十字會改革。
官方態度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官方本想借「抗捐」之辭打擊香港民主派，豈料誤中副車，同時引起內地人民的反彈，捐款熱情更低，皆因香港人的擔心也是內地人的擔心。據了解，這次中國紅十字會取得的捐款，只有大約一成是個人捐款，其餘多屬上級指令的攤派性質。官方形象進一步受損，才急於補鑊，與調整對香港民主派政策和所謂「修好」無關。
我撫心自問，每當內地發生天災，我也身體力行，捐款救災。我們曾在北川災區步行8天，既為籌款，又協助學校重建，在原則和感情上，我不反對「血濃於水」；但當鮮血受到雜質污染時，就必須要求保證鮮血的純度，否則鮮血只會變成廢血。
先談港府對捐款的態度。在建制派支持下，立法會通過捐款1億元，與上次汶川地震的捐款相比，這確是小巫見大巫。但港府一面強調「血濃於水」，一面卻表示在現實上難以要求四川當局如何運用捐款。我理解這是政府對政府的捐款，在內地的官場文化中，太多過問，很容易產生不信任的感覺。
不懂「打跤」難以「打交道」
不過，如果只強調這一點，那就說明港府只懂順應內地的官場文化，擔心有傷和氣，而不懂得好言相勸，更不敢於堅持。近年來，梁振英強調「內交」，我不一概反對，但必須重視內涵。其實，要與內地「打交道」，必先懂得「打跤」；不懂「打跤」，就難以「打交道」。所謂「打跤」，不是激起矛盾，而是敢於和擅於堅持原則，不亢不卑地曉以利害，在心態上不要卑躬屈膝，遷就內地的不規範文化。事實上，盲目遷就、不敢堅持的心態，近年不斷滋長。一些團體和人士捐款一定要捐到中聯辦，已成了政治表態、畀面派對的行動，但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反對貪污腐敗。
其實，內地省市之間的互助，也有簽定專款專用的協議，香港在汶川地震賑災時也有類似安排，但監督力度不強，沒有被揭發的事件就不主動追問。這樣做不是幫助中國進步，而是保護和姑息落後。
再談內地官方如何對待港人的捐款。《人民日報》海外版指香港少數人提出「抗捐」是要把賑災政治化。這反映了兩個問題：
一，中國官方沒有自省能力，沒有從過去的負面事例中汲取教訓，至少沒有正視；相反，還要避重就輕，低調處理。在近年中國經濟起飛的形勢下，他們更變得財大氣粗（有內地官員甚至表示「不稀罕香港的捐款」）。為了面子，他們又掩蓋事實，不敢談自己的弊端，還要諉過於人。可見，中國救災缺的不是錢，而是一種正確的態度。
二，長期的鬥爭思維導致官方的行為偏差。他們認為香港有少數人把捐款政治化，殊不知他們才是最政治化，把香港人的監督要求視為「搞對抗」，把「反對盲捐」視為「抗捐」，還說是「反國教的延續」，可謂上綱上線。
這種不懂自省的封閉思維，不單令貪污腐敗惡化，還局限了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影響救災。這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實，中國對非政府組織的認識近年有所提升。初時，中國不接受非政府組織，不容許存在，生怕他們變成反政府組織。後來，官方從國際經驗中認識到非政府組織可以協助解決部分社會問題，於是逐步讓它們「有限度發展」。到了今天，在民政府部門註冊的非政府組織已達80多萬個。從無到有，這是難得的進步。
非政府組織
不過，官方的鬥爭意識、「反對外部勢力」的心魔揮之不去，對非政府組織恐懼猶存。所以，中國的非政府組織至今不能正常發育，它們不能串連，不能隨便籌款，更不能隨便與境外的非政府組織聯繫，只能以單幹形式，服務一個很小的範圍，故被稱為「單細胞組織」。
每當境外的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提供服務時，官員就特別警惕，例如要求它們必須與官方單位合作，或知會官方派員隨行，表面協助，實際監視。有一次，香港一家非政府組織到內地扶貧和交流教授英語的方法，義工用英語說了一段話，只想讓學生感受一下使用英語的氣氛。但隨行人員聽不懂，擔心義工「用英語散播異端邪說」，馬上要求義工用中文講解。義工莫名其妙，教授英文竟然不能用英語？况且，那些小學生根本聽不懂英語，不存在「用英語散播異端邪說」的可能。可見，完全是心魔作祟，這也是香港樂施會被中國教育部黨組定性為「滲透組織」的原因（即使陳智思、梁愛詩等建制派人士是它的領導或顧問）。到了今天，境外的非政府組織要在中國註冊，仍然難若登天。
近年，中國雖然批准一些境外的非政府組織開展項目，但插手愈來愈多，包括借「合辦」之名分享捐款。有些項目被官方政治化，例如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港府撥出10億元讓民間團體申請，但四川當局認為某些團體有民主派背景，故不讓立項。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必須盡快成熟起來，不要拒絕文明。
不要拒絕文明
最後建議：既然港人關心捐款能否善用，梁振英不妨與內地商量，安排香港立法會70位議員到四川一行，由曾鈺成帶隊，先看雅安災情，再看汶川重建，請內地官員解說詳情。倘能如此，肯定對官方形象有利。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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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態度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官方本想借「抗捐」之辭打擊香港民主派，豈料誤中副車，同時引起內地人民的反彈，捐款熱情更低，皆因香港人的擔心也是內地人的擔心。據了解，這次中國紅十字會取得的捐款，只有大約一成是個人捐款，其餘多屬上級指令的攤派性質。官方形象進一步受損，才急於補鑊，與調整對香港民主派政策和所謂「修好」無關。
我撫心自問，每當內地發生天災，我也身體力行，捐款救災。我們曾在北川災區步行8天，既為籌款，又協助學校重建，在原則和感情上，我不反對「血濃於水」；但當鮮血受到雜質污染時，就必須要求保證鮮血的純度，否則鮮血只會變成廢血。
先談港府對捐款的態度。在建制派支持下，立法會通過捐款1億元，與上次汶川地震的捐款相比，這確是小巫見大巫。但港府一面強調「血濃於水」，一面卻表示在現實上難以要求四川當局如何運用捐款。我理解這是政府對政府的捐款，在內地的官場文化中，太多過問，很容易產生不信任的感覺。
不懂「打跤」難以「打交道」
不過，如果只強調這一點，那就說明港府只懂順應內地的官場文化，擔心有傷和氣，而不懂得好言相勸，更不敢於堅持。近年來，梁振英強調「內交」，我不一概反對，但必須重視內涵。其實，要與內地「打交道」，必先懂得「打跤」；不懂「打跤」，就難以「打交道」。所謂「打跤」，不是激起矛盾，而是敢於和擅於堅持原則，不亢不卑地曉以利害，在心態上不要卑躬屈膝，遷就內地的不規範文化。事實上，盲目遷就、不敢堅持的心態，近年不斷滋長。一些團體和人士捐款一定要捐到中聯辦，已成了政治表態、畀面派對的行動，但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反對貪污腐敗。
其實，內地省市之間的互助，也有簽定專款專用的協議，香港在汶川地震賑災時也有類似安排，但監督力度不強，沒有被揭發的事件就不主動追問。這樣做不是幫助中國進步，而是保護和姑息落後。
再談內地官方如何對待港人的捐款。《人民日報》海外版指香港少數人提出「抗捐」是要把賑災政治化。這反映了兩個問題：
一，中國官方沒有自省能力，沒有從過去的負面事例中汲取教訓，至少沒有正視；相反，還要避重就輕，低調處理。在近年中國經濟起飛的形勢下，他們更變得財大氣粗（有內地官員甚至表示「不稀罕香港的捐款」）。為了面子，他們又掩蓋事實，不敢談自己的弊端，還要諉過於人。可見，中國救災缺的不是錢，而是一種正確的態度。
二，長期的鬥爭思維導致官方的行為偏差。他們認為香港有少數人把捐款政治化，殊不知他們才是最政治化，把香港人的監督要求視為「搞對抗」，把「反對盲捐」視為「抗捐」，還說是「反國教的延續」，可謂上綱上線。
這種不懂自省的封閉思維，不單令貪污腐敗惡化，還局限了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影響救災。這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實，中國對非政府組織的認識近年有所提升。初時，中國不接受非政府組織，不容許存在，生怕他們變成反政府組織。後來，官方從國際經驗中認識到非政府組織可以協助解決部分社會問題，於是逐步讓它們「有限度發展」。到了今天，在民政府部門註冊的非政府組織已達80多萬個。從無到有，這是難得的進步。
非政府組織
不過，官方的鬥爭意識、「反對外部勢力」的心魔揮之不去，對非政府組織恐懼猶存。所以，中國的非政府組織至今不能正常發育，它們不能串連，不能隨便籌款，更不能隨便與境外的非政府組織聯繫，只能以單幹形式，服務一個很小的範圍，故被稱為「單細胞組織」。
每當境外的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提供服務時，官員就特別警惕，例如要求它們必須與官方單位合作，或知會官方派員隨行，表面協助，實際監視。有一次，香港一家非政府組織到內地扶貧和交流教授英語的方法，義工用英語說了一段話，只想讓學生感受一下使用英語的氣氛。但隨行人員聽不懂，擔心義工「用英語散播異端邪說」，馬上要求義工用中文講解。義工莫名其妙，教授英文竟然不能用英語？况且，那些小學生根本聽不懂英語，不存在「用英語散播異端邪說」的可能。可見，完全是心魔作祟，這也是香港樂施會被中國教育部黨組定性為「滲透組織」的原因（即使陳智思、梁愛詩等建制派人士是它的領導或顧問）。到了今天，境外的非政府組織要在中國註冊，仍然難若登天。
近年，中國雖然批准一些境外的非政府組織開展項目，但插手愈來愈多，包括借「合辦」之名分享捐款。有些項目被官方政治化，例如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港府撥出10億元讓民間團體申請，但四川當局認為某些團體有民主派背景，故不讓立項。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必須盡快成熟起來，不要拒絕文明。
不要拒絕文明
最後建議：既然港人關心捐款能否善用，梁振英不妨與內地商量，安排香港立法會70位議員到四川一行，由曾鈺成帶隊，先看雅安災情，再看汶川重建，請內地官員解說詳情。倘能如此，肯定對官方形象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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