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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從目前的趨勢大致展望，從國際經驗看，下一階段，基於中國不同區域的產業結構差異，中國生產率擴張可以說存在三個潛在來源：農業生產率的擴張、內陸城市製造業生產率的擴張、沿海城市現代服務業生產率的擴張。圍繞這三個方向，下一階段中國城鎮化的投融資體制應該針對性地進行必要的適應性調整和改革。
為農業生產率擴張而融資
從國際通行標準評估，目前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尚在較低水平，據相關對比研究，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與英國、美國、日本、韓國、巴西的平均年差分別達158年、138年、88年、58年、43年。
從實際情况分析，當前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明顯低於發達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關鍵原因在於：（1）耕地分散種植。這種分散格局既是因為中國的農地產權條件所決定，也是因為中國的農村金融發展不足，無法支撐大規模的種植；（2）農業投資不足。雖然中國的農業產值佔比在10%，但是中國的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佔比卻只有2%。因此，相比製造業和服務業投資，農業投資所產生的邊際資本回報率及對於勞動生產率改進作用都可能會更大。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需要在下一階段的城鎮化轉型過程中擴大農業的金融支援力度。其一是擴大對於農業裝備（農機，特別是大型農機）、農資（化肥、農藥，特別是複合肥料和生物農藥）、農產品物流和倉儲、標準農田和水利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支援。
為內陸製造業生產率擴張而融資
從國際經驗觀察，通常在城鎮化的初始階段，勞動力從農業向製造業的轉移是實現生產率提升的主導途徑之一，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提升。然而，隨着勞動力轉移速度的放緩，製造業內部的不同部門之間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以及製造業在不同城市之間的重新分工往往成為生產率擴張最主要的途徑之一，這可以說是一種分工所帶來的提升。
中國目前正在這種轉換之中。從區域之間的分工來看，沿海城市因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於製造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是內陸地區，特別是20世紀80、90 年代出生率很高的河南、江西和廣西省，現在的人口紅利依然較為顯著，勞動力成本仍低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亞洲經濟體，這依然可以吸引製造商從中國的沿海遷至內陸地區。
為了順應這種轉變，中國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金融支援方向也應作出必要的轉變：（1）擴大對於沿海—內陸之間交通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和融資支援力度，將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進行更為便捷的連接，以承接產業轉移；（2）擴大對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化設施的投資和融資支援力度，通過城際公共交通、城際鐵路、城際客運、支線機場軌道交通將城市與郊區、中心與周邊之間聯成一體，降低生產和貿易成本。
為沿海向服務業轉型而融資
未來北京、上海、深圳等較為發達的城市，將處於從工業城市向服務業城市的轉型的過程之中，生產率的擴張將主要來自於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這種轉型所催生的金融需求結構也需要進行相應的轉換。
從國際經驗觀察，工業城市或者說以工業經濟為主要特徵的城市化階段，大生產和大金融是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如果沒有金融系統的支援，資本密集度極高的大規模生產便無法實現，資金消耗大的交通設施網路便無法建設，也就沒有與大生產相匹配的大零售或者大物流系統。
然而在由工業城市向服務業城市轉型的過程當中，城市工業內部不同產業之間的重組與併購活動不斷增多，最終將城市競爭力的導向由製造轉向服務，特別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觀察這個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金融的支援作用已經不是體現在對製造業生產活動的支援，金融成為製造業併購以及服務業發展的推動力。一旦城市完成向服務業的轉型，實體經濟的利潤來源、風險分佈、融資期限結構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從而也對金融系統提出了新的需求。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為農業生產率擴張而融資
從國際通行標準評估，目前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尚在較低水平，據相關對比研究，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與英國、美國、日本、韓國、巴西的平均年差分別達158年、138年、88年、58年、43年。
從實際情况分析，當前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明顯低於發達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關鍵原因在於：（1）耕地分散種植。這種分散格局既是因為中國的農地產權條件所決定，也是因為中國的農村金融發展不足，無法支撐大規模的種植；（2）農業投資不足。雖然中國的農業產值佔比在10%，但是中國的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佔比卻只有2%。因此，相比製造業和服務業投資，農業投資所產生的邊際資本回報率及對於勞動生產率改進作用都可能會更大。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需要在下一階段的城鎮化轉型過程中擴大農業的金融支援力度。其一是擴大對於農業裝備（農機，特別是大型農機）、農資（化肥、農藥，特別是複合肥料和生物農藥）、農產品物流和倉儲、標準農田和水利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支援。
為內陸製造業生產率擴張而融資
從國際經驗觀察，通常在城鎮化的初始階段，勞動力從農業向製造業的轉移是實現生產率提升的主導途徑之一，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提升。然而，隨着勞動力轉移速度的放緩，製造業內部的不同部門之間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以及製造業在不同城市之間的重新分工往往成為生產率擴張最主要的途徑之一，這可以說是一種分工所帶來的提升。
中國目前正在這種轉換之中。從區域之間的分工來看，沿海城市因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於製造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是內陸地區，特別是20世紀80、90 年代出生率很高的河南、江西和廣西省，現在的人口紅利依然較為顯著，勞動力成本仍低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亞洲經濟體，這依然可以吸引製造商從中國的沿海遷至內陸地區。
為了順應這種轉變，中國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金融支援方向也應作出必要的轉變：（1）擴大對於沿海—內陸之間交通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和融資支援力度，將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進行更為便捷的連接，以承接產業轉移；（2）擴大對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化設施的投資和融資支援力度，通過城際公共交通、城際鐵路、城際客運、支線機場軌道交通將城市與郊區、中心與周邊之間聯成一體，降低生產和貿易成本。
為沿海向服務業轉型而融資
未來北京、上海、深圳等較為發達的城市，將處於從工業城市向服務業城市的轉型的過程之中，生產率的擴張將主要來自於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這種轉型所催生的金融需求結構也需要進行相應的轉換。
從國際經驗觀察，工業城市或者說以工業經濟為主要特徵的城市化階段，大生產和大金融是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如果沒有金融系統的支援，資本密集度極高的大規模生產便無法實現，資金消耗大的交通設施網路便無法建設，也就沒有與大生產相匹配的大零售或者大物流系統。
然而在由工業城市向服務業城市轉型的過程當中，城市工業內部不同產業之間的重組與併購活動不斷增多，最終將城市競爭力的導向由製造轉向服務，特別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觀察這個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金融的支援作用已經不是體現在對製造業生產活動的支援，金融成為製造業併購以及服務業發展的推動力。一旦城市完成向服務業的轉型，實體經濟的利潤來源、風險分佈、融資期限結構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從而也對金融系統提出了新的需求。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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