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達人﹕從我城到我地

【明報專訊】陳冠中說，只要有少少原因，他其實是很願意回香港。


現居北京的陳冠中是今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在參與書展活動之前到文藝復興夏令營，談「香港華語寫作的跨邊界現象」，他是「海外」講者之一，因為他是從外回來，然而他重申，自己是本土派，是開放的本土派。


「我們要有根，也要有翅膀。」從「我城」到「我地」，或者也是一種進步。


媒體找他、朋友找他、讀者找他，陳冠中說今次回港因為早已事先張揚，所以特別忙碌，或者我們都希望從他身上得到些鼓勵的說話，聽他分析當前香港和中國面對的情况。今天的陳冠中是純粹的作家，不做其他事，專心寫作，然而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他辦過雜誌、做過電影，在中港台都留下腳印，是香港成功的一代人。可是當香港輝煌不再，當很多人抱怨年輕一代不成氣候，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像狠狠地打了一代人一巴掌，精闢的總結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成功不是特別叻而是因為有機會，開拓了香港世代的一些討論。陳冠中聽得懂年輕的聲音，在文藝復興夏令營中，從個人的經驗開始，再談他的作家之路，從「我地」開展。


西西寫「我城」開本土先河

「我地」是文藝復興夏令營的主題，「很有創意的字，這個廣東話字增添了意思，重新擴大了本土這個主題」。「我地」其實是「我城」的一個延續，七十年代作家西西寫了「我城」，說香港的故事，也開了所謂本土的先河，陳冠中說沒有我城便未必有我地，「西西當時是很大膽，這個字聽來很突兀，我們父母輩都不會明白，可是卻啟發了年輕的一代，這些陌生、卻具領導性的字，後來都變得具象徵意義。七十年代香港人看自己的城市，像是在仰望別人，世界大城市與我們這個小小的城市。然而從我城到我地，觀念和心態已有所改變，一切從本土出發，『我地』這個概念便更到位。今天我們談本土，不要因為正面或負面的影響而放棄，相反要繼續探討，身分認同不是說一聲是什麼人便是什麼人，自己必須經過感情和理智上的認同」。


我是本土派

說「我地」（「我哋」），是充滿自信的，卻是否也帶有排他性，今天本土這個詞在某些情况下也變得敏感，陳冠中直言自己一定是本土派，「我不會因為某些論述而讓出本土派這個建構香港身分認同的詞，本土派應該是開放的，這也是香港百多年來的歷史傳統，香港是自由港，是移民城市也是旅遊城市。從前的香港人是有點自我矮化，常常要用別人的標準去證明自己，後來經過多年的文化建設，慢慢發酵，開始建立了自豪感，也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優越感甚至自大。香港一直是個開放的社會，只要守護着自由法治和尊重多元的差異性的價值觀，別人來到香港其實不應該受到侮辱和威脅式的對待」。陳冠中提到正如很多電影也在紐約拍攝，說紐約什麼的不好，然而紐約也還是紐約，不會覺得有失身分，他相信現在香港經歷的只是過程，「其實只要有一個到位的政府，很多問題也可以解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總會有摩擦，卻不表示因此而不相往來，我們要慢慢學習這種心態的轉變」。


香港文化人 北上有市場

中港問題中港融合，我們在這裏談別人，倒過來，其實別人是怎樣看自己，現居北京的陳冠中自然很清楚，「坦白說內地人不是經常看着香港，一般人也會覺得香港是個獨特的地方，他們有些人很受香港的流行文化影響，然而因為不是很積極地說從前香港的故事，像香港人當年幫助內地建立某些制度，相信他們很快便會忘記香港人對大陸的貢獻」。夏令營的主題是跨界別的創作，陳冠中的講座也是關於跨界，華語寫作的跨邊界，近年不少香港文化人北上，而內地也有所謂的「港粉」，不過陳冠中說真正的熱潮其實在八十年代已出現，「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成為熱潮，最厲害的便是金庸，這些作品正好填補他們沒有的，之後九十年代也出現過熱潮，像梁鳳儀的財經小說。今天的情况其實談不上是熱潮，都是個人現象，單打獨鬥的，最厲害的例子是張小嫻，兩年前開始每天寫一條關於男女愛情、心靈雞湯式的微博，今天她在新浪和騰訊微博的粉絲數量是三千萬，非常驚人的數字，賣書更是不得了，早前她在北京書城的簽名會是由朝到晚不停的簽，連帶她的經理人麥成輝也開始在微博活躍起來。所以想走暢銷路線的朋友可參考這個例子，當然張小嫻也是累積了多年的經驗，而且每天要想一條有意思的微博不是件容易的事」。陳冠中提到還有蔡瀾、歐陽應霽在大陸也非常受歡迎，「當然還有梁文道，他的評論很多人看，還有很多人找他演講，這些都是我們從前在香港寫作想像不到的，以為只是寫給香港人看。大陸的媒體多不勝數，需要很多人寫專欄，而且可以容納很多另類小眾的東西，好像廖偉棠，他的詩在大陸也有很多人認識」。因為基數大，他們的小眾對我們來說已是的大眾，不過陳冠中強調都是個別的案例。


對香港人來說，在內地寫作最困難的可能是審查問題，陳冠中說《盛世》出版後，沒有來自政府方面的人找過他，「內地的規矩就是規矩好亂， 很多灰色地帶，而且很複雜，也有很多人懂得左閃右避，問題是你想不想。其實最敏感的首先是出版社，因為他們隨時有被迫關閉的可能，相對地雜誌會比較大膽，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作者用字要很小心，有時甚至是轉發也會出事」。有時也得佩服那些兵行險着的人，面對的是強大的監控，而且手法也愈來愈高明，「舉莫言的例子，他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小說被認為有問題，結果主編被撤職，不過他們發覺這些象徵性的顛覆其實影響不大，不是直接觸碰到某些人，倒不如把他吸納在體制內，所以你看十年前還是有問題的東西，今天卻可順利過關，他們是愈來愈聰明」。莫言這個例子的確是有趣，陳冠中說後來那個主編希望莫言能替她說幾句話，他也拒絕了。


作家路 五十歲起步

《盛世》和《裸命》還不能在中國出版，而前者已被翻釋成十幾種語言，陳冠中亦成為了今年書展的年度作家，可是他的作家之路，其實是在五十歲後才開始，「到了五十歲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我想不是很多作家在年輕時已肯定自己要走作家之路，董啟章大概是例外。」陳冠中坦然在讀大學之前還是個「相對正常」的青年，不是什麼文青，看過《中國學生周報》、《明報月刊》，直至入大學，才開始閱讀，最初也只是租武俠小說，後來在尖沙嘴的文藝書局，認識了一批台灣作家，像李敖、白先勇、柏楊，甚至誤以為張愛玲也是台灣作家，直至大學，開始寫短篇小說，「都是因為在大學一年級看了某些書，才走上了這條路，不過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所以經常轉來轉去，而且寫字賺錢不多。」1976年辦了《號外》，八十年代加入電影圈，「做電影是因為那些導演是我的朋友，他們覺得我辦雜誌識字所以可以寫劇本，所以頭幾年電影圈的人不認識的，到1984年陳安琪找我拍《花街時代》，從編劇變成策劃，才算正式入電影圈」。陳冠中說八十年代是香港電影起飛的黃金年代，機會多得很，而轉換不同工作，都是因為「搵食」，到了五十歲才想到自己要做什麼，原來是作家，純粹的小說作家，「我也不肯定自己是否做得來，也怕寫不出，因為已相隔二十年沒寫小說，2000年後到北京，直至2009年才出版第一本小說。」陳冠中坦然可能在香港寫不出來，「可能北京閒人比較多，沒有人覺得你在家寫小說是奇怪，在香港卻可能是不可思議。」完成了《盛世》、《裸命》，陳冠中可以肯定地告訴自己可走小說作家之路，「除了因為能夠完成和反應不錯外，也發覺原來小說最能幫助我說話，很多很難解釋而又存在的東西，也可透過虛構的情節，利用故事結構去說清楚」。讀者們大概也很放心，他已有下一步小說的構思，也是關於當前的中國。「除了小說，我也會寫長文，這個年代大家都把精力放在寫微博上，反正我這個年紀也不介意文章有沒有人看，長文的效果始終不同， 是短文章不能做到的。」


主流以外就當不存在？

談跨界別、跨地域，跨可以是兩邊都是，卻也可以是兩邊都不是，陳冠中無疑是跨界人士，他也認為自己是邊緣人士，「我在香港文化圈是很邊緣，而香港的文學圈則是文化圈的邊緣，而香港文化圈其實也在香港的邊緣」。他說香港特別喜歡把主流價值以外的東西當成不存在，正是龍應台所說中環價值以外的東西都被邊緣化，「可以肯定情况在這幾年會有所改變，因為政治文化議題的帶動，必然會走上這條路，像『我地』不只是文化創造，社會心態的轉變，很多事情也不再是由經濟帶動而是文化帶動」。


雖然長居北京，陳冠中還是很關心香港的情况，而且對香港的事還是頗熟悉，多得他身邊的香港朋友到北京時把最新的香港資訊帶給他，讓他從不同界別的朋友中感受香港。


下次回來，除了帶一本關於當前中國的最新小說，也希望這個香港不用他擔心。


文 林喜兒

圖 林俊源

編輯 沈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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