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內地首批經濟特區年屆三十。發迹於經濟特區的對外開放，讓中國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贏家，經濟迅速崛起直至披上全球亞軍的光環。
從「特區」身上嘗到甜頭後，如今內地又接連批准設立重慶、成都等8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藉以打破城鄉分化等制約瓶頸。
但在公平面前，效率依舊優先；政治改革之前，仍然是經濟改革先行。新老「特區」的主政者，對GDP的崇拜高燒不退。
新老「特區」 難顧公平
首批經濟特區的佼佼者——深圳在短短30年的時間裏，從小漁村蛻變為現代化都市；如果不把通貨膨脹的因素計算在內，它的經濟規模增長了979倍，人均GDP達1.36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後來居上的上海，甚至有趕超香港之勢。
但不管是深圳還是上海，新老「特區」尚無良法解決兩級分化、城鄉差異等社會公平難題。
與GDP突飛猛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深圳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緩慢，有的一線工人工資還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在經歷了富士康工人跳樓、罷工等事件後，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上月才上調至每月1100元人民幣，不及去年人均GDP的七分之一；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地區，近3000萬農民工的平均工資12年的時間裏只增長了68元。
2005年，上海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獲批時，國務院就曾對其提出3個改革「着力點」：着力轉變政府職能、着力轉變經濟運行方式、着力改變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
時至今日，根據樂觀估計，到2020年中國政府才有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服務型政府；今年上半年的單位GDP能不降反增；重慶和成都依然需要打着統籌城鄉發展的旗幟，才能獲批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頭銜。
新特區拚命吸金 做大GDP
社會公平面前乏善可陳的新老「特區」，對經濟效益的追逐日甚一日。冠以各種頭銜的新老「特區」，從中央手中獲得更多經濟大權後，最想做的是吸引投資、享受GDP做大帶來的政績和利益。
武漢在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實施方案中，明確提出要「吸引世界500強和中國500強企業來漢投資興業」。對湖北經濟過於集中武漢、省內地區差異拉大的事實，方案鮮有提及。
成都在其統籌城鄉改革試驗方案中，提出了「3個集中」：即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地方官員說，這樣可以實現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但對於如何將「集中」過程中節省出來的土地賣出的問題，沒人提及。
打着「新型工業化」旗幟的天津濱海新區，則把瀕臨渤海的泥灘建成了重化工區。
今後，如果收入分配失衡加劇、內需長期不足、出口又難有昔日高速增長，新老「特區」的「中國製造」不知道該賣給誰？
馮其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