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安立國際顧問（中國）管理合伙人李子揚說，有些企業在內地經營得愈來愈困難，通常是因為3個弊端：可能最初定位不對，又或是政策轉變了，企業卻沒有跟着變，又或是領導能力不足。企業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有沒有錯，和國策有沒有相違，以及話事人是否一名好領導。
另外，他對外企老闆的忠告是，你一定要對國家的看法摸得很透徹。例如，在中國做藥品生意，很易誤觸地雷。在內地醫院的經費，一大部分源自高價賣藥，開藥的醫生還能從中抽佣，國家說要取締，但執法力度卻不徹底，那你作為外企藥廠怎麼辦？你不跟醫院合作又沒有生意，但你隻眼開隻眼閉卻隨時會被收監。——編者
李子揚：外企進入中國市場要有什麼準備？最重要是做好市場研究，對國家政策的走向也較為認識，定位才會準確。公司目標和策略的籌劃要仔細詳盡，並要上下一心，有決心從基礎做起，不要妄想一步登天——在中國雖然凡事都可能，但也凡事不易為。凡事都可能其實也隱含貶義，可能意味國家沒有制度，那才會沒有不可能的事。至於中國沒有易事，同樣也是暗指缺乏制度，結果要靠關係和潛規則才能成事，比制度完善的地方困難得多。
沒制度 凡事可為亦不易為
中國如要跟美國爭一日長短，一定要加強制度化；單靠人治，我們不可能和世界列強平起平坐。美國因其憲法制約而變得強大，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結果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中國不算吸引力差，但外地人才對中國不無畏懼。例如你是公司法人，你得罪了某位高官，他給你一些莫須有罪名，令你鋃鐺入獄，也是有可能的。
富士康的郭台銘為何憂心忡忡？以其在深圳的50萬員工來說，十數人自殺，比例其實低於當地的自殺率。不是說富士康沒有任何管治問題，但公道點說，它至少不應成為優先的譴責對象。然而郭台銘仍得步步為營去處理事件，因為罪名可以因政治因素而定性。那不是法治，而是視時局、人治而定。
上海不是不可成為金融中心，但得先解決這些問題，律師、會計師、投資銀行家才會願意投身中國。如果沒有明確法規，沒有足以取信於人的法治制度，他們也會擔心隨時身陷囹圄。最近有報道國家在考慮司法能不能獨立，能成事是國家之福。
富士康處理員工自殺 步步為營
對外企老闆的忠告是，你一定要對國家的看法摸得很透徹。以英特爾為例，它為何由上海搬到成都再搬到大連？因為它跟國家保持互動，互相深度認識對方的需要。因此它的策略的確符合國家的最高利益，也符合英特爾的最高利益，否則你很容易會出錯。
在中國做藥品生意也很易誤觸地雷。例如內地醫院的經費，一大部分源自高價賣藥，開藥的醫生還能從中抽佣，那看來很黑暗。但如果因為這些黑暗，而病人沒機會服對的藥而病逝，那又於心何忍？
後來國家說要取締，但執法力度卻不徹底，那你作為外企藥廠怎麼辦？你不跟醫院合作又沒有生意，但你隻眼開隻眼閉卻隨時會被收監——不只你要在中國坐牢，美國的總公司也可能受到牽連。那是Sarbanes-Oxley Act（美國薩班斯法案）——即使只是你的代理商犯錯，CEO也同樣有罪。所以藥廠和醫療器械的中國老總都特別膽戰心驚。
挖角到外企 隨時觸怒國家
然而國家一天不杜絕這些黑暗事件，經營藥業就一直有風險，同時也侵犯了國家民眾獲得最佳治療的權利。如果所有院長和醫生，會挑選最有效和價錢最合理的藥品，而不是先看自己的利益，農民落入沒錢醫病的苦况會減輕。但在層層抽佣的制度下，5元的藥品卻變成了100元，那絕不合理。
面對這些情况，外企如何自處，如何在狹縫裏生存是一個難題。外企在進入內地最初10年都經歷過這種狹縫。對於獵頭是否合法，最初連官方最初也不敢肯定。那年頭如果同業中有挖了中石油的總監，邀請他加入英國石油，那自然會觸怒中國政府，要取締獵頭行業了。
我們獵頭公司需要申請政府人事部和商務部的牌照各一。人事部的牌照規定，上海的獵頭公司要有一位員工獲人才仲介師牌照，4名員工獲人才中介員牌照。不過老實說，這些牌照的考試內容是由政府構想出來，是他們想當然的行業知識和操守，和實際操作所需要的不太一致。無論如何，你要有這「一師四員」，才獲發牌及續牌。商務部則規管你的稅款之類。
（四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