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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大家應該記得，二○一三年鄧敏琳獲香港青年服務大獎時，在台上向特首梁振英進言，要求政府「跟着民意趨向去施政」，殺當權者一個措手不及，贏得眾人熱烈掌聲。
這名九十後女生，在二○一二年就讀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年級時，就已成立非牟利組織「豐剩」，身體力行推動食物回收，囑社會各界關注剩食議題。
她畢業後，仍鍥而不捨，今年更加入綠色和平。
由關心本土議題，擴展至海洋征途，為保護墨西哥瀕危物種加灣鼠海豚及石首魚，兩次親赴墨西哥現場，和大企業及政府周旋抗爭。
墨西哥瀕危物種響起警號，原因竟是香港及中國走私瀕危物種花膠所致，更對當地做成翻天覆地的影響。
這也讓鄧敏琳咬牙切齒，她既想守護瀕危物種，同時也想守護香港的城市價值，不願我城落得黑心轉口港的污名。
她說話爽快，腦筋轉得又快又清晰，她笑言自己心急時就會變成Inside Out裏的阿燥，但也讓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敢怒敢言。
她身上所散發的熱血和行動力，兼備「和理非非」的游說和「勇武抗爭」的抗議，為後雨傘時期，開闢另一條戰線。
「看不過眼！」
為瀕危物種發聲
鄧敏琳在中大新傳畢業後，加入綠色和平，肩負起保育墨西哥加灣鼠海豚的項目。可能有人會問，這跟香港人有什麼切身關係？她解釋，香港及內地所吃的花膠，其中價值不菲的黃唇魚花膠，已被濫捕至幾近絕種。於是幾年前，商人轉移目標，找到墨西哥的石首魚，將魚肚做成類近的石首魚花膠，一塊便可賣五十萬港元。當地海域獨有的瀕危物種加灣鼠海豚，亦因體形和石首魚相似，故常被誤捕，最新數目只餘下五十七條，情况極為嚴峻。瀕危物種石首魚花膠，經由香港走私內地，主要用作送禮，而香港就是始作俑者。她們在今年二月和四月，請調查員到海味街等地，走訪過約七十間海味舖，發現其中十三家就有私下售賣。鄧敏琳反問：「我哋係咪真係要為咗賺錢，將這些花膠賣給中國？所以希望香港可以做啲嘢！快啲做嘢！」她說時幾乎連臉上的肌肉都在跳動，實在很肉緊。「只有少數人得到利益，而其他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香港便要承受這個污名，對我個人來說，很看不過眼！」
港人走私
墨西哥小鎮受苦
事情或許巧合，又或順水推舟，畢業前鄧敏琳曾到墨西哥交流半年。今年四月和七月，她再次踏足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不過這次是綠色和平的香港代表，身負重任。四月到墨西哥開會，她請求當地同事帶同她由首都飛往該鎮。她到場後深感震撼，只見海灘水清沙幼，但原來在海洋底下，就有刺網（Gillnet）捕捉瀕危物種，被捕的海魚在網內五分鐘便會窒息而死。一塊石首魚花膠，因香港黑市炒賣，可讓漁民掙得八千元美金，比一斤蝦才掙約二十元美金多太多，於是也引來黑幫插手。墨西哥後來頒布法令，兩年內不得在相關海域捕魚，也大大影響了漁民生計。而當地人知道捕捉石首魚屬違法，只取魚肚，將割開的魚身殘忍地拋回海中。連執法的警察，也因忌諱黑幫傷害其家人，只能暫住警局不能回家。
這讓鄧敏琳感慨萬分：「在墨西哥讀書時，我覺得嗰邊好正喎，現在有人走私花膠，做啲咁嘅嘢，搞到嗰邊好慘。」她對一個地方懷有感情、愛惜那個地方，就有種使命感，要對這個地方負責。「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是，他們整個鎮原本很平靜，捉蝦的捉蝦、捉魚的捉魚，就是因為香港人來到走私花膠，令整個鎮的生態變差，不止如此，更是影響了當地社會。如黑幫加入，又有人因賣石首魚發財，沿岸建豪宅。奉公守法的漁民又不能捕魚，整個鎮因此問題連連。」今年七月，她再次踏上征途，和當地同事登上希望號，巡邏墨西哥海域，仍找到很多非法魚網。當時有二十多隻船，有二百多個受影響漁民來談判，場面哄動，她只懂一點西班牙文，但仍於現場和當地同事並肩作戰，幸而漁民沒有將怒泄發泄在她身上。幾經商議，鎮上三個漁民領袖最終達成協議，承諾未來一起監督及商討捕魚方法。
搞國際campaign不是離地
在香港方面，鄧敏琳還膽粗粗「以身試法」，試過帶着墨西哥花膠，在機場及羅湖關口出入境，她甚至自投羅網去報關。卻發現，機場只關心煙和酒、羅湖只關心奶粉，她即使帶着墨西哥花膠，仍能通行無阻。海關對於走私瀕危物種，原來並無足夠意識。為此，他們五月曾召開記者會，並在機場裏示威，排開八十七件瀕危石首魚花膠仿製品。又連同三十人到漁護署外靜坐，有人瞓在魚網裏抗議，五小時後，新任署長終於接收請願信，並提早開會討論這次議題。至今，他們的抗爭仍然繼續，只因她覺得「做campaign是一件很有正能量和使命感的事，覺得自己在幫助社會，而不是危害社會。」香港的黑市走私，誰想到會累及墨西哥小鎮整個社會生態？「這不是很離地的事。做國際的campaign，很多人會覺得，關我什麼事。但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諗，究竟香港是個怎樣的城市？我們想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收集剩食是末路
源頭數字呢？
談到香港，還記得鄧敏琳在二○一二年創立「豐剩」，團隊都已畢業投身社會，有的拍片、做記者，似是由實際行動組織變成一個運動。但這幾年的經歷，讓她不得不反思：「我們回收了一年多食物後就發覺，這個不是出路。如果說『源頭減廢』，若想這個城市少一點食物浪費的話，不是幫你收集剩食，因為收集剩食已是『末端處理』。要說源頭減廢的話，例如至少百佳能告訴大家，你每天丟棄多少食物？但現在卻不會。現在是，比如說惜食堂，會多謝百佳捐出食物，但百佳丟棄了多少食物？無講到。又有多少間百佳會捐獻？你有二百多間，是否每一間也捐？還是只捐幾間出來？有沒有公布數字？當這些資訊全部不透明的時候，從何說起企業要做到『源頭減廢』？」學生時代的經驗，她不是一味埋頭苦幹，同時也思考得特別透徹。
摷垃圾啓發 創辦「豐剩」
創辦「豐剩」，事緣有同學拍攝一套紀錄片，他們發現海港城的city'super，晚上會丟棄大量食物。那晚凌晨十二時、一時，他們在中大忙至通頂，沒東西可吃，就把這些由垃圾袋裏拿回來的食物，全數吃光。後來他們將事情「爆大鑊」告知傳媒，消息一出，就有機構開始在丟棄的食物上灑漂白水。她和同學們不想就此罷休，亦想逼迫機構改善，於是他們創辦了「豐剩」。那年的大一暑假，他們由婚宴入手，將剩食回收，再派給露宿者。「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做食物回收，願意捐的人有很多，也有人有這個需要，但如何將兩件事聯繫起來呢？如物流的成本，婚宴很多時在尖沙嘴、中環，這些地方最多剩食。而最有需要那班人，在旺角、深水埗，如何運過去呢？收集剩食的時間，是晚上十一、二時，無理由拿給他們，那這一晚，又要如何解決呢？人手也是問題，每次都要找義工負責處理。飯盒也要保鮮，雪凍後又要解凍，才能派發，這是很龐大的事情，很難處理。以我們山寨的運作方式，不能維持得太久。」但他們那一年仍然愈做愈大，也曾和油尖旺的食物銀行合作，將剩食存於他們的雪櫃，翌日再派發，不過這確實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模式。
公司浪費 回收機構「執手尾」
「更加大的問題是，我們一直在說，你不應該製造那麼多食物浪費。如我們一路幫你回收、不停做食物捐贈，其實沒有解決源頭的問題。只會讓人覺得：我已經捐了食物出來，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部分。這令源頭減廢更難處理，機構更難負起自己的責任。」現在食物回收機構愈開愈多，政府所撥的基金限期僅兩年，難以長期運作，而回收機構受政府資助、食物由公司捐贈，亦受很大限制，難以哼聲。她覺得最奇怪的是，為何回收機構為浪費食物的公司「執手尾」，而這些公司竟然可取得道德光環，認為自己已經有所付出。鄧敏琳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發現：「這些營運資金不應由市民科水出去，而是那家公司就要付食物處理費給回收機構，讓他們處理剩食。」這樣，回收機構就有資金營運，而公司也會為節省處理費而減少浪費。
因為梁振英放棄香港？
唔會囉！
鄧敏琳總是快人快語，但讓她阿燥上身，是因近年社會上的各種不公義。二○一三年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對於中大新傳學院的學生來說是晴天霹靂，她有些同學想做編劇，但在香港找不到出路，由希望變成絕望，群情洶湧。同年，她因創立「豐盛」而獲香港青年服務大獎，上台前還不知道特首梁振英是否會來。但她心想：「如果跟他握手，就會遺臭萬年，要把握機會！」於是她和「豐盛」團隊一起商量，就在台上冷靜地說出那段講辭。現在網上還能找到片段，她回想說：「就算他（特首）在你面前，你跟他說話，你知道他沒有在聽，但他又對着你笑，會覺得好假、好驚好心寒啊！就係咁樣嘅人，領導緊成個香港。但係咪就係因為咁嘅人而放棄香港呢？唔會囉！」後來政府邀請她加入「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為委員會提供意見，她亦想把「憤怒的聲音」帶進政府。至雨傘運動發生，她隨即辭去此公職，向政府擺出姿態。
撼政治，也撼民生
「咁都係要做嘢㗎喎，係咪先？」
在後雨傘運動時期，和理非非與勇武抗爭之間，她選擇更關注環保及民生事項。「最初做campaign的那團火是很勇武的，但接着去行的每一步路，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策略在裏面。」也在後「豐盛」時期，她開始學習和官員打交道，要傾整個政策、約章如何議定。綠色和平在七十年代，也是由社會組織起家，全由公眾捐款，有能力給政府施壓。如她所說，環境和食物都與我們有切身關係，因為過度捕魚，使魚的體積愈來愈細、本地魚種消失，所以賣魚蛋的夏銘記也要結業；做魚蛋的廚房熱至四十多℃，又與氣候變化有關，一切問題都是累積而來。「無論以前做食物浪費，還是現在做瀕危物種都好，當我們見到政治這個議題，一路撼下去，撼極都唔郁，但其實有很多民生的議題，我覺得係可能會郁到。咁不如我哋撼自己嘅議題時，都繼續撼社會嘅議題啦，咁都係要做嘢㗎喎，係咪先啊？」
鄧敏琳還說：「香港人跟港隊一樣，擺到明打逆境波，係咪就會輸呢？最後十分鐘都射入兩球啦，我哋仲有希望嘅！」
文/ 李寶瑜
圖/ 蘇智鑫、受訪者提供
編輯/ 屈曉彤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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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名九十後女生，在二○一二年就讀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年級時，就已成立非牟利組織「豐剩」，身體力行推動食物回收，囑社會各界關注剩食議題。
她畢業後，仍鍥而不捨，今年更加入綠色和平。
由關心本土議題，擴展至海洋征途，為保護墨西哥瀕危物種加灣鼠海豚及石首魚，兩次親赴墨西哥現場，和大企業及政府周旋抗爭。
墨西哥瀕危物種響起警號，原因竟是香港及中國走私瀕危物種花膠所致，更對當地做成翻天覆地的影響。
這也讓鄧敏琳咬牙切齒，她既想守護瀕危物種，同時也想守護香港的城市價值，不願我城落得黑心轉口港的污名。
她說話爽快，腦筋轉得又快又清晰，她笑言自己心急時就會變成Inside Out裏的阿燥，但也讓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敢怒敢言。
她身上所散發的熱血和行動力，兼備「和理非非」的游說和「勇武抗爭」的抗議，為後雨傘時期，開闢另一條戰線。
「看不過眼！」
為瀕危物種發聲
鄧敏琳在中大新傳畢業後，加入綠色和平，肩負起保育墨西哥加灣鼠海豚的項目。可能有人會問，這跟香港人有什麼切身關係？她解釋，香港及內地所吃的花膠，其中價值不菲的黃唇魚花膠，已被濫捕至幾近絕種。於是幾年前，商人轉移目標，找到墨西哥的石首魚，將魚肚做成類近的石首魚花膠，一塊便可賣五十萬港元。當地海域獨有的瀕危物種加灣鼠海豚，亦因體形和石首魚相似，故常被誤捕，最新數目只餘下五十七條，情况極為嚴峻。瀕危物種石首魚花膠，經由香港走私內地，主要用作送禮，而香港就是始作俑者。她們在今年二月和四月，請調查員到海味街等地，走訪過約七十間海味舖，發現其中十三家就有私下售賣。鄧敏琳反問：「我哋係咪真係要為咗賺錢，將這些花膠賣給中國？所以希望香港可以做啲嘢！快啲做嘢！」她說時幾乎連臉上的肌肉都在跳動，實在很肉緊。「只有少數人得到利益，而其他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香港便要承受這個污名，對我個人來說，很看不過眼！」
港人走私
墨西哥小鎮受苦
事情或許巧合，又或順水推舟，畢業前鄧敏琳曾到墨西哥交流半年。今年四月和七月，她再次踏足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不過這次是綠色和平的香港代表，身負重任。四月到墨西哥開會，她請求當地同事帶同她由首都飛往該鎮。她到場後深感震撼，只見海灘水清沙幼，但原來在海洋底下，就有刺網（Gillnet）捕捉瀕危物種，被捕的海魚在網內五分鐘便會窒息而死。一塊石首魚花膠，因香港黑市炒賣，可讓漁民掙得八千元美金，比一斤蝦才掙約二十元美金多太多，於是也引來黑幫插手。墨西哥後來頒布法令，兩年內不得在相關海域捕魚，也大大影響了漁民生計。而當地人知道捕捉石首魚屬違法，只取魚肚，將割開的魚身殘忍地拋回海中。連執法的警察，也因忌諱黑幫傷害其家人，只能暫住警局不能回家。
這讓鄧敏琳感慨萬分：「在墨西哥讀書時，我覺得嗰邊好正喎，現在有人走私花膠，做啲咁嘅嘢，搞到嗰邊好慘。」她對一個地方懷有感情、愛惜那個地方，就有種使命感，要對這個地方負責。「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是，他們整個鎮原本很平靜，捉蝦的捉蝦、捉魚的捉魚，就是因為香港人來到走私花膠，令整個鎮的生態變差，不止如此，更是影響了當地社會。如黑幫加入，又有人因賣石首魚發財，沿岸建豪宅。奉公守法的漁民又不能捕魚，整個鎮因此問題連連。」今年七月，她再次踏上征途，和當地同事登上希望號，巡邏墨西哥海域，仍找到很多非法魚網。當時有二十多隻船，有二百多個受影響漁民來談判，場面哄動，她只懂一點西班牙文，但仍於現場和當地同事並肩作戰，幸而漁民沒有將怒泄發泄在她身上。幾經商議，鎮上三個漁民領袖最終達成協議，承諾未來一起監督及商討捕魚方法。
搞國際campaign不是離地
在香港方面，鄧敏琳還膽粗粗「以身試法」，試過帶着墨西哥花膠，在機場及羅湖關口出入境，她甚至自投羅網去報關。卻發現，機場只關心煙和酒、羅湖只關心奶粉，她即使帶着墨西哥花膠，仍能通行無阻。海關對於走私瀕危物種，原來並無足夠意識。為此，他們五月曾召開記者會，並在機場裏示威，排開八十七件瀕危石首魚花膠仿製品。又連同三十人到漁護署外靜坐，有人瞓在魚網裏抗議，五小時後，新任署長終於接收請願信，並提早開會討論這次議題。至今，他們的抗爭仍然繼續，只因她覺得「做campaign是一件很有正能量和使命感的事，覺得自己在幫助社會，而不是危害社會。」香港的黑市走私，誰想到會累及墨西哥小鎮整個社會生態？「這不是很離地的事。做國際的campaign，很多人會覺得，關我什麼事。但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諗，究竟香港是個怎樣的城市？我們想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收集剩食是末路
源頭數字呢？
談到香港，還記得鄧敏琳在二○一二年創立「豐剩」，團隊都已畢業投身社會，有的拍片、做記者，似是由實際行動組織變成一個運動。但這幾年的經歷，讓她不得不反思：「我們回收了一年多食物後就發覺，這個不是出路。如果說『源頭減廢』，若想這個城市少一點食物浪費的話，不是幫你收集剩食，因為收集剩食已是『末端處理』。要說源頭減廢的話，例如至少百佳能告訴大家，你每天丟棄多少食物？但現在卻不會。現在是，比如說惜食堂，會多謝百佳捐出食物，但百佳丟棄了多少食物？無講到。又有多少間百佳會捐獻？你有二百多間，是否每一間也捐？還是只捐幾間出來？有沒有公布數字？當這些資訊全部不透明的時候，從何說起企業要做到『源頭減廢』？」學生時代的經驗，她不是一味埋頭苦幹，同時也思考得特別透徹。
摷垃圾啓發 創辦「豐剩」
創辦「豐剩」，事緣有同學拍攝一套紀錄片，他們發現海港城的city'super，晚上會丟棄大量食物。那晚凌晨十二時、一時，他們在中大忙至通頂，沒東西可吃，就把這些由垃圾袋裏拿回來的食物，全數吃光。後來他們將事情「爆大鑊」告知傳媒，消息一出，就有機構開始在丟棄的食物上灑漂白水。她和同學們不想就此罷休，亦想逼迫機構改善，於是他們創辦了「豐剩」。那年的大一暑假，他們由婚宴入手，將剩食回收，再派給露宿者。「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做食物回收，願意捐的人有很多，也有人有這個需要，但如何將兩件事聯繫起來呢？如物流的成本，婚宴很多時在尖沙嘴、中環，這些地方最多剩食。而最有需要那班人，在旺角、深水埗，如何運過去呢？收集剩食的時間，是晚上十一、二時，無理由拿給他們，那這一晚，又要如何解決呢？人手也是問題，每次都要找義工負責處理。飯盒也要保鮮，雪凍後又要解凍，才能派發，這是很龐大的事情，很難處理。以我們山寨的運作方式，不能維持得太久。」但他們那一年仍然愈做愈大，也曾和油尖旺的食物銀行合作，將剩食存於他們的雪櫃，翌日再派發，不過這確實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模式。
公司浪費 回收機構「執手尾」
「更加大的問題是，我們一直在說，你不應該製造那麼多食物浪費。如我們一路幫你回收、不停做食物捐贈，其實沒有解決源頭的問題。只會讓人覺得：我已經捐了食物出來，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部分。這令源頭減廢更難處理，機構更難負起自己的責任。」現在食物回收機構愈開愈多，政府所撥的基金限期僅兩年，難以長期運作，而回收機構受政府資助、食物由公司捐贈，亦受很大限制，難以哼聲。她覺得最奇怪的是，為何回收機構為浪費食物的公司「執手尾」，而這些公司竟然可取得道德光環，認為自己已經有所付出。鄧敏琳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發現：「這些營運資金不應由市民科水出去，而是那家公司就要付食物處理費給回收機構，讓他們處理剩食。」這樣，回收機構就有資金營運，而公司也會為節省處理費而減少浪費。
因為梁振英放棄香港？
唔會囉！
鄧敏琳總是快人快語，但讓她阿燥上身，是因近年社會上的各種不公義。二○一三年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對於中大新傳學院的學生來說是晴天霹靂，她有些同學想做編劇，但在香港找不到出路，由希望變成絕望，群情洶湧。同年，她因創立「豐盛」而獲香港青年服務大獎，上台前還不知道特首梁振英是否會來。但她心想：「如果跟他握手，就會遺臭萬年，要把握機會！」於是她和「豐盛」團隊一起商量，就在台上冷靜地說出那段講辭。現在網上還能找到片段，她回想說：「就算他（特首）在你面前，你跟他說話，你知道他沒有在聽，但他又對着你笑，會覺得好假、好驚好心寒啊！就係咁樣嘅人，領導緊成個香港。但係咪就係因為咁嘅人而放棄香港呢？唔會囉！」後來政府邀請她加入「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為委員會提供意見，她亦想把「憤怒的聲音」帶進政府。至雨傘運動發生，她隨即辭去此公職，向政府擺出姿態。
撼政治，也撼民生
「咁都係要做嘢㗎喎，係咪先？」
在後雨傘運動時期，和理非非與勇武抗爭之間，她選擇更關注環保及民生事項。「最初做campaign的那團火是很勇武的，但接着去行的每一步路，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策略在裏面。」也在後「豐盛」時期，她開始學習和官員打交道，要傾整個政策、約章如何議定。綠色和平在七十年代，也是由社會組織起家，全由公眾捐款，有能力給政府施壓。如她所說，環境和食物都與我們有切身關係，因為過度捕魚，使魚的體積愈來愈細、本地魚種消失，所以賣魚蛋的夏銘記也要結業；做魚蛋的廚房熱至四十多℃，又與氣候變化有關，一切問題都是累積而來。「無論以前做食物浪費，還是現在做瀕危物種都好，當我們見到政治這個議題，一路撼下去，撼極都唔郁，但其實有很多民生的議題，我覺得係可能會郁到。咁不如我哋撼自己嘅議題時，都繼續撼社會嘅議題啦，咁都係要做嘢㗎喎，係咪先啊？」
鄧敏琳還說：「香港人跟港隊一樣，擺到明打逆境波，係咪就會輸呢？最後十分鐘都射入兩球啦，我哋仲有希望嘅！」
文/ 李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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