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關於《基本法》研討會的場合，發表題為《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特點》的講話，其中有關行政長官在憲制地位和角色的表述引發爭議，個別泛民成員的批評顯得上綱上線。今次事態，再一次反映泛民對中央缺乏信任，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偏激行事。另外是回歸18年來，事實證明香港管治不順，原因很大程度與政治體制未切合實際需要有關。因此，檢視政治體制設計上存在的問題，拿出有效辦法改善，較諸梳理行政長官擁有什麼權力和超然地位，或更有意義。
三權分立有實無名
特首未凌駕立法司法
張曉明這篇講話，只要熟悉香港憲制事務的人，都知道並無新意；例如他要破除的三權分立誤區，強調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分別設立，相互之間存在制約關係，不等於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其實，回歸之後，行政機關不能對立法機關指手劃腳，反之亦然；行政與立法之間有工作關係，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經過質詢監察之後，表決通過行政機關提出的法案和撥款申請等。因此，行政與立法互動是憲政現實，是兩個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的權力。至於司法獨立，從來就是行政與立法之外的獨立權力。可以說，香港政治體制雖無三權分立之名，卻有三權分立之實。有了裡子，它叫什麼不重要，糾纏於此也意義不大。
至於行政長官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這是關乎行政長官的憲制角色和地位，在起草《基本法》時已經充分討論，相關規定在回歸之後亦鮮有異議；行政長官據此行使權力，亦已成為憲制慣例，即使按張曉明的表述，也看不到有值得爭議之處。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中央不會直接介入特區政府的日常運作，但是在香港的管治上，中央與香港要有一定連繫，行政長官就擔任這樣的角色，中央視之為抓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都沒有這樣的角色。另外，行政長官於立法有專屬提案權、立法機關通過的法案有發回權、對立法會有解散權等；行政長官對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部分人選有委任權、對各級法官有任命權、對刑事罪行有赦免權力等。這些都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可對立法和司法機關行使的權力。
因此，行政長官與中央的連繫，對行政、立法和司法擁有並行使的權力，角色超然，乃憲制規定。只是，個別泛民議員，卻認為張曉明的說法是行政長官凌駕於行政立法和司法，更有說法指此乃行政長官凌駕法律，損害法治云云。對於這些批評，有人承認並未看過張曉明講話的原文，如此以耳代目，評論嚴肅的政治議題，並發出沒有根據的指摘，這樣的論政水平出於立法會議員，其取態值得檢討和警惕。
張曉明這篇講話引發爭議，也反映泛民對中央的「防字當頭、疑生處處」，這是中央與泛民缺乏基本信任所致。事實上，去年6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央對港有全面管治權，又把法官視為管治者，整體表述被解讀為中央收緊對港政策；當時引起了激烈討論和爭辯，今次張曉明表述行政長官的超然角色和地位，泛民中人先入為主，憑印象發表負面回應，顯然很有問題。同時，這也反映泛民之中，有人對中央的舉措已經到了不問情由，罵了再說的地步，折射出來雙邊關係之惡劣，更值得重視。
政治體制脫離實際
回歸以來管治不順
張曉明在講話中聲言破除三權分立誤區，知道政治體制議題有爭議，並表態說在宣傳推介《基本法》過程中不必迴避爭議。這些表述，可解讀為不怕爭議，並為爭議做了準備。然則，後政改時期，當局本有放下政治爭拗，致力改善經濟民生、解決房屋及青年就業難等問題的議程；現在不迴避爭議，則後政改的路向顯得不知道何去何從了。另外，近期京官與民主黨和個別泛民中人分別在本港和北京接觸溝通，被認為是中央與泛民關係呈現好轉勢頭，倘若此際再起政治爭議，雙邊信任與互信能否逐步建立，值得關注。
行政長官的憲制角色和地位，應無太大爭議。不過，一個政治體制是否切合實際需要，不在於文字寫得如何周延嚴謹，而是在於能否營造有效管治。證諸回歸18年來，香港管治出現的問題，大概都與政治體制有關。歷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蔭權，到現在的梁振英，都實施行政主導，但是隨着政治權力開放，而立法機關有權無責，導致施政從未暢順過；到了近年愈演愈烈，「拉布」使議會癱瘓，施政受阻，香港為此呈現倒退，這在內地與國際的各種評級都顯露出來。管治困境還有可能導致香港沉淪，即使行政長官擁有再超然的地位，也不等於可以突破困境和做到良好管治。因此，只有承認現行政治體制未切合香港實際需要，拿出魄力和決心，才可以使香港重新踏入向上發展的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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