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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一個國家的國歌，傳播了國家民族的精神面貌，亦承載了國家民族的集體理念、認同感和愛國感情。《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內奏起時，總是激動人心；但是在香港奏起時，港人的心又在何方？
「國家」是一個概念，是一個看不到、聽不見、摸不到的非實體概念，故此需要為「國家」這個概念注入具體化的內容，為抽象的國民價值觀、歷史和集體憧憬提供一個具有強力象徵意義的符號，成為國民表達集體認同感的載體。這是國旗、國徽、國歌所扮演的重要功用。在這個功能上，國歌遠較國旗和國徽有效，因為前者只可遠觀，唯獨國歌可以讓全體國民傾注感情，一起高歌。是看得到、聽得到、唱得到的高度參與性載體。
國歌是國民表達集體認同感的載體
國歌除了有令人奮進的旋律之外，通常更有慷慨激昂的歌詞，把國家的苦難和驕傲，變成觸動人心的內涵 。有了豐富的歌詞，國歌可以在不同場合，觸發不同的內心反應，鼓動集體行動。
社會科學和傳播學在「身分認同」的議題上作了不少研究，但對國歌的傳播和承載功能，鮮有論述。這是一項對香港尤為值得探討的議題，因為國歌的功能並非本身自動存在，而是要受眾經過一個社會教化過程，才能內化對國歌的體會。大部分港人，並沒有經歷這個社會教化過程。
國歌具有相當的排他性
國歌因為具備強烈的國民身分認同作用，故此必定具有相當的排他性。大部分國家的國歌都明示或暗示「我們」和「他們」之分。《義勇軍進行曲》之中，就三次用了「我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以及「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如果在演奏國歌時的受眾，沒有認同自己是「我們萬眾一心」的一分子，那當然就談不上產生內心的共鳴。
香港球迷月初在世界盃外圍賽時對國歌發出噓聲，是表達他們不認同自己是國歌裏面「我們」一分子，還是表達對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滿，或是兩者均是呢？
對國內同胞來說，香港球迷噓國歌的行為，反映了大逆不道的奴隸心態。本港主流民意也不認同噓國歌。但對小部分沉迷於本土意識的人士來說，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此類行為，外國也時有發生；不但是球迷，連球員也有在奏國歌時轉身背向國旗。美國是對國歌非常重視的國家，但2006年一項大型民意調查發現有38%受訪者不曉得美國國歌的歌名，而表示不知道國歌歌詞的受訪者，更多達61%。相對香港來說，18年前還在聽《天佑女王》的港人，今天大部分都能將《義勇軍進行曲》琅琅上口，這不算太差。
要了解國歌的社會功用，可以套用「社會身分認同」作為理論基礎。這項理論建基於人類是社會動物，並定必會作為不同社會組合的成員，這些組合可以是基於國籍、族群、宗教、專業等。故此每一個人除了有個人的身分之外，亦會有社會身分。如果屬於某個社會組合的身分有助於提升自豪感，那當然會被珍惜；反之，如果某項身分只帶來負面效益，對該項的身分認同自然會減弱。懷有本土意識的人士自然覺得「中國人」的身分有負於他們，於是有「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晦氣。
聽見國歌高奏會否增加受眾對國家的認同？以色列曾經對此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國歌是構建國民身分認同的有效工具。研究亦發現18歲以下年輕人對國歌的情緒反應，與較年長人士的反應有所差異。年長人士聽見國歌而產生的認同感較強，而年輕人所產生的認同感則較弱。其中一個原因是年輕人較喜歡尋找與國家觀念無關的事物，作為認同的對象，例如電影明星、歌星、運動員等。
歷史是令人輾轉低迴的珍貴遺產
香港雖然沒有進行過相同研究，但相信青年人對國歌的情緒反應同樣地會較年長人士弱。青年人自己的解說是：「我們思想自由，沒有歷史的包袱。」
對親歷了那段悲慘歲月的老一輩人士來說，歷史不是包袱，而是令人輾轉低迴的珍貴遺產。我小時候聽家母唱《義勇軍進行曲》時，她總是眼含淚花對我說：那是「10萬青年10萬軍」的年代。我雖然年少不明所以，但亦有時會被她感染得鼻子發酸。今天國家復興，家母唱《義勇軍進行曲》時，同一曲詞同一曲調，但氣概迥然不同，不再含淚，只有意氣高昂。
家母說：《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家名叫聶耳，有4隻充滿音樂感的耳朵。他死時年僅23歲。
長大後，為了明白家母眼角淚花的含意，我專程前往昆明，不遊滇池、不遊石林，只為在聶耳的青葱墓地憑弔這位天才橫溢而青年早逝的人民音樂家。今年剛巧是《義勇軍進行曲》作曲80周年紀念。但想不到這首感召了全國人民奮起抗日的國家民族之歌，竟然在回歸祖國後的香港被噓。
《義勇軍進行曲》曲詞是由著名作家和詩人田漢所作。家母說，原本的曲詞結尾是：「前進！前進！前進！」但是不斷的「前進」又怎可能突然停止呢？聶耳於是神來一筆，在田漢原詞的三個「前進」之後加了一個「進」字。這個「進」字，讓前進中的音樂旋律突如其來卻又完美無瑕地結束， 並同時使不斷的前進變成永恆。這個「進」字，堪稱中國文字傳播史上最劇烈萬鈞的一個字。
國歌奏起時，港人心在何方？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是無法強加於身的。我們的國家就像我們的國歌，需要不斷地重新認識和探索，才能明白我們如何從當年的悲壯，前進到今天的步入興盛。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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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是一個概念，是一個看不到、聽不見、摸不到的非實體概念，故此需要為「國家」這個概念注入具體化的內容，為抽象的國民價值觀、歷史和集體憧憬提供一個具有強力象徵意義的符號，成為國民表達集體認同感的載體。這是國旗、國徽、國歌所扮演的重要功用。在這個功能上，國歌遠較國旗和國徽有效，因為前者只可遠觀，唯獨國歌可以讓全體國民傾注感情，一起高歌。是看得到、聽得到、唱得到的高度參與性載體。
國歌是國民表達集體認同感的載體
國歌除了有令人奮進的旋律之外，通常更有慷慨激昂的歌詞，把國家的苦難和驕傲，變成觸動人心的內涵 。有了豐富的歌詞，國歌可以在不同場合，觸發不同的內心反應，鼓動集體行動。
社會科學和傳播學在「身分認同」的議題上作了不少研究，但對國歌的傳播和承載功能，鮮有論述。這是一項對香港尤為值得探討的議題，因為國歌的功能並非本身自動存在，而是要受眾經過一個社會教化過程，才能內化對國歌的體會。大部分港人，並沒有經歷這個社會教化過程。
國歌具有相當的排他性
國歌因為具備強烈的國民身分認同作用，故此必定具有相當的排他性。大部分國家的國歌都明示或暗示「我們」和「他們」之分。《義勇軍進行曲》之中，就三次用了「我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以及「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如果在演奏國歌時的受眾，沒有認同自己是「我們萬眾一心」的一分子，那當然就談不上產生內心的共鳴。
香港球迷月初在世界盃外圍賽時對國歌發出噓聲，是表達他們不認同自己是國歌裏面「我們」一分子，還是表達對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滿，或是兩者均是呢？
對國內同胞來說，香港球迷噓國歌的行為，反映了大逆不道的奴隸心態。本港主流民意也不認同噓國歌。但對小部分沉迷於本土意識的人士來說，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此類行為，外國也時有發生；不但是球迷，連球員也有在奏國歌時轉身背向國旗。美國是對國歌非常重視的國家，但2006年一項大型民意調查發現有38%受訪者不曉得美國國歌的歌名，而表示不知道國歌歌詞的受訪者，更多達61%。相對香港來說，18年前還在聽《天佑女王》的港人，今天大部分都能將《義勇軍進行曲》琅琅上口，這不算太差。
要了解國歌的社會功用，可以套用「社會身分認同」作為理論基礎。這項理論建基於人類是社會動物，並定必會作為不同社會組合的成員，這些組合可以是基於國籍、族群、宗教、專業等。故此每一個人除了有個人的身分之外，亦會有社會身分。如果屬於某個社會組合的身分有助於提升自豪感，那當然會被珍惜；反之，如果某項身分只帶來負面效益，對該項的身分認同自然會減弱。懷有本土意識的人士自然覺得「中國人」的身分有負於他們，於是有「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晦氣。
聽見國歌高奏會否增加受眾對國家的認同？以色列曾經對此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國歌是構建國民身分認同的有效工具。研究亦發現18歲以下年輕人對國歌的情緒反應，與較年長人士的反應有所差異。年長人士聽見國歌而產生的認同感較強，而年輕人所產生的認同感則較弱。其中一個原因是年輕人較喜歡尋找與國家觀念無關的事物，作為認同的對象，例如電影明星、歌星、運動員等。
歷史是令人輾轉低迴的珍貴遺產
香港雖然沒有進行過相同研究，但相信青年人對國歌的情緒反應同樣地會較年長人士弱。青年人自己的解說是：「我們思想自由，沒有歷史的包袱。」
對親歷了那段悲慘歲月的老一輩人士來說，歷史不是包袱，而是令人輾轉低迴的珍貴遺產。我小時候聽家母唱《義勇軍進行曲》時，她總是眼含淚花對我說：那是「10萬青年10萬軍」的年代。我雖然年少不明所以，但亦有時會被她感染得鼻子發酸。今天國家復興，家母唱《義勇軍進行曲》時，同一曲詞同一曲調，但氣概迥然不同，不再含淚，只有意氣高昂。
家母說：《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家名叫聶耳，有4隻充滿音樂感的耳朵。他死時年僅23歲。
長大後，為了明白家母眼角淚花的含意，我專程前往昆明，不遊滇池、不遊石林，只為在聶耳的青葱墓地憑弔這位天才橫溢而青年早逝的人民音樂家。今年剛巧是《義勇軍進行曲》作曲80周年紀念。但想不到這首感召了全國人民奮起抗日的國家民族之歌，竟然在回歸祖國後的香港被噓。
《義勇軍進行曲》曲詞是由著名作家和詩人田漢所作。家母說，原本的曲詞結尾是：「前進！前進！前進！」但是不斷的「前進」又怎可能突然停止呢？聶耳於是神來一筆，在田漢原詞的三個「前進」之後加了一個「進」字。這個「進」字，讓前進中的音樂旋律突如其來卻又完美無瑕地結束， 並同時使不斷的前進變成永恆。這個「進」字，堪稱中國文字傳播史上最劇烈萬鈞的一個字。
國歌奏起時，港人心在何方？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是無法強加於身的。我們的國家就像我們的國歌，需要不斷地重新認識和探索，才能明白我們如何從當年的悲壯，前進到今天的步入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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