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上回筆者寫到中央可以借鑑美軍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的地方，無非是想道出即使是強如美軍，在混合戰爭面前也得面對現實，痛定思痛，誠心放棄一貫的傳統戰爭打法——混合戰爭本身包含着極廣泛的管治層面，使得軍事勝利的價值大不如前，說穿了混合戰爭乃一種管治戰爭（war of governance），最講求政治效果及管治能力。
可是文章還是白寫了：那邊剛說道將正規戰爭打法誤用於混合戰爭上面，就會像美軍在越戰般，出現「為了拯救這條村莊，我們必須摧毁它」的荒謬景况，但轉過頭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就拋出個「兩化論」，認定回歸後香港眾多政經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出於香港仍未「去殖民化」，反而出現「去中國化」，造成社會巨大內耗。令人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拯救抑或摧毁「一國兩制」。
陳佐洱在「兩化論」中的說法，就像美軍一開始面對暴亂分子的時候，認定他們作亂是由於「沒有受過教育」、「被極端分子洗腦」等理由相似，它們大多是過於簡單及流於表面，有時甚至連基本的事實根據也欠奉，通常不外乎是自我辯解的理由，而背後的真正成因卻往往沒有被觸及。但不幸的是，很多時候由於這些錯誤假設，結果令往後的全盤戰略也謬之千里。
政治沒有殲滅戰
之不過，「兩化論」在戰略指導上的更大謬誤，在於它企圖打一場政治「殲滅戰」——強勢打擊所謂的「戀殖去中」勢力，刻意追求「殺傷」效果。須知道政治上「殲滅」一個政黨或政治人物還有點可能，然而在這種以人口為中心（population-centric）的管治戰爭中，根本不存在殲滅戰這回事——人心又怎能簡單被「殲滅」呢？在這種戰爭中動輒就打殲滅戰只會緣木求魚、弄巧反拙，美軍在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中的遭遇就是例子。
難怪《戰爭論》作者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近年來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就是：「政治家和統帥應該做出的第一個最重大且最具決定意義的判斷，是正確認識他所從事的戰爭，他不應該把戰爭誤認為或使它變成與其性質不符的戰爭。這是所有戰略問題中首要的、最廣泛的問題。」
陳佐洱形容戀殖去中是「背離歷史本質的怪現象，造成了香港巨大的內耗」，那麼他拋出「兩化論」的做法，很大程度同樣是背離戰爭本質的怪現象，將加劇香港的內耗。
上面提到這種管治戰爭最講求政治效果，而陳佐洱在提出「兩化論」後的政治效果更是顯而易見：就連葉劉淑儀也急忙劃清界線，承認殖民地制度對香港有好的影響，一些過去的良好傳統，例如法治應予以維持；梁錦松的「得人心者得天下」、「香港人受軟不受硬」雖不一定是就「兩化論」而發，但意思上明顯對之無法苟同。試問如此把建制的一貫支持者推向對立面，對梁振英，對香港管治又有何益？
當日稍後時間，華納兄弟與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宣布，合資成立以香港為總部的新電影公司「旗艦影業」，更是突顯香港一國兩制優勢的上佳例子，充分利用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傳統優勢、金融資源、法制環境及人才儲備，甚至橫跨中西方的獨特橋樑作用，可說是對「兩化論」的一記當頭棒喝。
須超越二元非回歸一元
回歸18年以來，即使經歷了佔領運動及眾多政治風波，陸港關係之所以仍能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以及令人覺得依然存在良性互動的可能性，在於港人在加深與國家的接觸與了解的同時，仍有香港和一國兩制這個「避風港」，還有地方可退，這一點實際上令港人能夠更安心與大陸交流，一直以來對陸港關係有着相當的積極與穩定作用。
由此可見，陸港關係的良性互動的基礎，如果引用陳佐洱的說法，一定程度恰恰反而在於回歸後香港「在國家大格局中沒有處理好定位」——現在他非但沒有想辦法超越二元對立，反而處處想回歸一元，填平港人的「避風港」，封死所有退路，這是反其道而行，是一種退步。實質上在最講求政治效果及管治能力的管治戰爭中，已犯了兵家大忌。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新聞類別
港聞
詳情#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