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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筆者在這一年半都在做有關水耕種植及植物工廠的研究，其間發覺或許是香港主流教育太少提及食物及農業，令普羅市民思考農業發展時會容易失焦。在此希望拋磚引玉，令農業向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本地農業的兩大迷思
相信香港人對農業普遍第一個印象，就是對GDP（本地生產總值）貢獻太低，根本不應該在香港存在。這論述不時從經濟學者口中出現，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1年的全球農業產值只佔全球GDP的3.09%，那數字就代表全球各國就要因此棄農嗎？如此邏輯，香港又是否要放棄只佔本港GDP 1.3%的自由行呢？全球及中國的糧食危機正迫在眉睫，其實香港更應該復興現時84%被荒置的農地，粗略估計就可達至近三成的蔬菜自給率，而並非只以GDP作反對農業發展的理由。
第二個迷思是農業只能提供食物，別無他用。然而聯合國推行了近30年的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概念，強調和附近城市的緊密交流，跟靠量產出口賺外匯的農業截然不同。不論紐約、倫敦或北京，發展農業很大程度是為了解決各式各樣的城市問題。筆者的論文研究就發現香港目前的農業能為我們帶來善用廚餘、擴闊經濟基礎及食物教育等13項功能，有助在不同程度解決香港過度都市化的問題。
不同耕種模式的利弊
現時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中，多次強調香港農業急需現代化，指出外國高科技農業的長處時，卻對其發展基礎及短處隻字不提。作為公共政策諮詢，絕不應「報喜不報憂」，連簡單比較一下不同耕種模式的優劣分析也欠奉，根本沒有為諮詢創造過公共討論的良好基礎。
回望本土農業史，政府在六七十年代首推的是「常規耕種」模式。使用化肥農藥下，農產品的產量及賣相都相對提升，但就帶來水源及土壤等農業污染。跟大家想像用飛機噴農藥的常規耕種不同，香港地權分散，令農夫只能用小型機械耕種，加上農夫通常住在農田旁，不敢狂噴農藥毒害家眷。自1980年代末的毒菜事件後，政府以「信譽農場」等計劃監管本地常規農場，因此本地常規菜遠比多數大陸進口菜安全，對環境的傷害亦相對較低。
「有機耕種」模式則在1980年代由環保團體驅動，再於2000年由政府推動專業農夫轉型。有機耕種不單止不用化肥農藥，更注重復育土壤及農業生態。相對常規耕種，有機耕種的產量較低；若農夫未掌握以有機方法防治病蟲害，農產賣相也容易較差（並不代表有機菜一定有洞）。同時有機肥料可以運用都市廚餘或用禽畜排泄物堆漚而成，但香港少有相關設施配套，需要農夫額外心力才能做到。
香港近年最受人注目的耕種模式，非「水耕種植」及「魚菜共生」莫屬。雖然兩者都不用泥土種菜，種植過程蒸散少而用水少，但其生產模式及理念都截然不同。水耕種植可說是常規耕種增產思維的極致，讓植物直接吸收營養液（多數都是礦物狀態的化肥）去快速生長；再以脫離土壤或搬入室內的方式，不用農藥隔絕病蟲害。魚菜共生則強調養分循環，將魚的排泄物轉化為蔬菜的養分；同時以收割餘菜去餵魚，看來是相當理想的耕種模式。但兩個生長周期截然不同的物種難以平衡，令產量難以控制之餘也比水耕為少。
兩種高科技農業的最大共通點就是高投資門檻，沒有二三百萬元都難以達至商業式生產；而在地耕種就豐儉由人，不建溫室就可在10萬元內開設農場。雖然高科技農業的天書《垂直農場：城市發展新趨勢》中，戴波米耶博士（Dr. Dickson Despommier）強調水耕等可以活用都市廚餘甚至淨化污水，但現實就因衛生問題而難以實施；反而室內種植往往因空調及照明等用電，帶來比在地耕種高10倍以上的碳排放。
高科技農業不能離地
那麼，香港應該發展怎樣的農業？首先應要根據本地農業背景、市民飲食習慣及城鄉環境等因素訂立詳細的方向，但政府的政策文件未見分析就一下子跳去倡議破舊立新。在這裏先提出3個疑問，讓大家慎思高科技農業的發展。
首先官方的水耕場只向日本公司買入被業界喻為「過氣」的技術，卻以研發為名投放過千萬。香港連半個農業專科都欠奉，發展高科技農業很易變成向日本台灣等地購入技術，難以自主發展。二來前期投資如此龐大，高科技生產的食物價格難以惠及大眾。若政府有意資助，理應投放更大比例於在地耕種，讓更多市民參與，同時解決廚餘等都市問題。
最後，無土種植根本不應在可耕土壤上出現。但香港卻出現「先破壞，後水耕」的情况，政府實在不應粗疏地將水耕視為一般農業去管理，令倒泥頭破壞農地更無日無之。現在政府放任破壞農地的害群之馬，反而令有心投產的業界背負破壞農地的原罪。在以上問題未有解決之前，還請政府先保護農地。當土壤被水泥活埋，就難以挽回，香港農業就更沒有未來了。
作者是本土研究社成員
本地農業的兩大迷思
相信香港人對農業普遍第一個印象，就是對GDP（本地生產總值）貢獻太低，根本不應該在香港存在。這論述不時從經濟學者口中出現，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1年的全球農業產值只佔全球GDP的3.09%，那數字就代表全球各國就要因此棄農嗎？如此邏輯，香港又是否要放棄只佔本港GDP 1.3%的自由行呢？全球及中國的糧食危機正迫在眉睫，其實香港更應該復興現時84%被荒置的農地，粗略估計就可達至近三成的蔬菜自給率，而並非只以GDP作反對農業發展的理由。
第二個迷思是農業只能提供食物，別無他用。然而聯合國推行了近30年的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概念，強調和附近城市的緊密交流，跟靠量產出口賺外匯的農業截然不同。不論紐約、倫敦或北京，發展農業很大程度是為了解決各式各樣的城市問題。筆者的論文研究就發現香港目前的農業能為我們帶來善用廚餘、擴闊經濟基礎及食物教育等13項功能，有助在不同程度解決香港過度都市化的問題。
不同耕種模式的利弊
現時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中，多次強調香港農業急需現代化，指出外國高科技農業的長處時，卻對其發展基礎及短處隻字不提。作為公共政策諮詢，絕不應「報喜不報憂」，連簡單比較一下不同耕種模式的優劣分析也欠奉，根本沒有為諮詢創造過公共討論的良好基礎。
回望本土農業史，政府在六七十年代首推的是「常規耕種」模式。使用化肥農藥下，農產品的產量及賣相都相對提升，但就帶來水源及土壤等農業污染。跟大家想像用飛機噴農藥的常規耕種不同，香港地權分散，令農夫只能用小型機械耕種，加上農夫通常住在農田旁，不敢狂噴農藥毒害家眷。自1980年代末的毒菜事件後，政府以「信譽農場」等計劃監管本地常規農場，因此本地常規菜遠比多數大陸進口菜安全，對環境的傷害亦相對較低。
「有機耕種」模式則在1980年代由環保團體驅動，再於2000年由政府推動專業農夫轉型。有機耕種不單止不用化肥農藥，更注重復育土壤及農業生態。相對常規耕種，有機耕種的產量較低；若農夫未掌握以有機方法防治病蟲害，農產賣相也容易較差（並不代表有機菜一定有洞）。同時有機肥料可以運用都市廚餘或用禽畜排泄物堆漚而成，但香港少有相關設施配套，需要農夫額外心力才能做到。
香港近年最受人注目的耕種模式，非「水耕種植」及「魚菜共生」莫屬。雖然兩者都不用泥土種菜，種植過程蒸散少而用水少，但其生產模式及理念都截然不同。水耕種植可說是常規耕種增產思維的極致，讓植物直接吸收營養液（多數都是礦物狀態的化肥）去快速生長；再以脫離土壤或搬入室內的方式，不用農藥隔絕病蟲害。魚菜共生則強調養分循環，將魚的排泄物轉化為蔬菜的養分；同時以收割餘菜去餵魚，看來是相當理想的耕種模式。但兩個生長周期截然不同的物種難以平衡，令產量難以控制之餘也比水耕為少。
兩種高科技農業的最大共通點就是高投資門檻，沒有二三百萬元都難以達至商業式生產；而在地耕種就豐儉由人，不建溫室就可在10萬元內開設農場。雖然高科技農業的天書《垂直農場：城市發展新趨勢》中，戴波米耶博士（Dr. Dickson Despommier）強調水耕等可以活用都市廚餘甚至淨化污水，但現實就因衛生問題而難以實施；反而室內種植往往因空調及照明等用電，帶來比在地耕種高10倍以上的碳排放。
高科技農業不能離地
那麼，香港應該發展怎樣的農業？首先應要根據本地農業背景、市民飲食習慣及城鄉環境等因素訂立詳細的方向，但政府的政策文件未見分析就一下子跳去倡議破舊立新。在這裏先提出3個疑問，讓大家慎思高科技農業的發展。
首先官方的水耕場只向日本公司買入被業界喻為「過氣」的技術，卻以研發為名投放過千萬。香港連半個農業專科都欠奉，發展高科技農業很易變成向日本台灣等地購入技術，難以自主發展。二來前期投資如此龐大，高科技生產的食物價格難以惠及大眾。若政府有意資助，理應投放更大比例於在地耕種，讓更多市民參與，同時解決廚餘等都市問題。
最後，無土種植根本不應在可耕土壤上出現。但香港卻出現「先破壞，後水耕」的情况，政府實在不應粗疏地將水耕視為一般農業去管理，令倒泥頭破壞農地更無日無之。現在政府放任破壞農地的害群之馬，反而令有心投產的業界背負破壞農地的原罪。在以上問題未有解決之前，還請政府先保護農地。當土壤被水泥活埋，就難以挽回，香港農業就更沒有未來了。
作者是本土研究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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