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回歸後最長的工潮、葵涌碼頭工人罷工四十天完結後，才不過兩年，關於碼頭工人的新聞，又再回復往日的低關注度，加薪幅度大小少人留意，意外新聞被壓在報章最低處。
長久以來，碼頭工人在社會上毫不起眼，可是香港在開埠後就以自由貿易港所起的家，背後很大程度是靠這群被忽視的勞動力。
沒人有興趣去記錄，處於勞力階層的他們也少寫下自傳或著述，香港歷史中重要的一個板塊，隨人消逝，年輕歷史學者姚穎嘉，最近出版新書《群力勝天》，說要把「咕喱」（苦力）正式寫進香港史裏。
何須自卑？ 為咕喱正名
姚穎嘉在書裏，刻意用「碼頭咕喱」來稱呼碼頭工人，第一頁，已說到要為「咕喱」正名。「除了因為不少民間史料曾引用『咕喱』、『苦力』形容他們，在做口述歷史時，有一些行內人對這些稱謂自卑。我希望將『咕喱』重新列入香港人的主體，確認『咕喱』在歷史上的地位。」
來自基層家庭的姚穎嘉，除了對於勞動階層的歷史，格外有份使命感，她認為碼頭苦力本來就是香港歷史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關於他們的歷史資料偏偏很少。「碼頭苦力，是最多基層華人從事的行業之一，香港開埠之後，長久以來都靠他們的體力勞動而獲得經濟繁榮。」一八四一年，英軍登陸，香港開埠，殖民地在這一年就宣告香港為自由貿易海港，設立船政廳，為開拓海港貿易鋪路。及後，洋商在港島北岸買下土地，設立貨倉、碼頭，需要大量咕喱的勞動力，直至一九七○年代貨櫃碼頭成為香港貨運主流之前，碼頭沒有運輸機器的年代，一直依賴人力搬貨。
工頭與工人 本是同鄉
起初，工人來自本地村落，還有尚未成為殖民地一部分的九龍；十九世紀中後期，內地開始成為勞動力的來源。當時的香港沿襲清政府只允許買辦代洋商招工的做法，買辦不懂方言，就靠工頭招攬工人。姚穎嘉說，這是現今幾乎是剝削同義詞的外判制度的源起，「那個年代，工頭是不叫工頭，叫做『頭目』，也未有『外判制度』的概念。洋商有貨要搬，有個項目，就找買辦幫忙找咕喱，買辦有時再靠工頭。工頭的工人怎來的？很多都是同鄉，工頭回鄉時，會找些想打工的同鄉，來到香港，安排他們住在自己的咕喱館。那時還未有搬運公司，是以咕喱館為單位」。外判制度，本來是同鄉之間互相信任、互相幫忙而衍生出來的模式，「但當工頭只顧自己利益，便會有問題出現。發展至今時今日，判頭與工人沒有血緣與地緣連繫，工人就開始被剝削了」。
然而，雖然時代已經進步，社會累積的經濟財富愈來愈多，可是人們的階級觀念仍然很重，碼頭工人仍然是少人願意了解的一群。「歷史告訴我們，每個職業和階層的人，都有參與社會運作，碼頭工人，是物流業的核心，當年的買辦，英文如何叻、如何充當華工與洋商之間的橋樑，沒有這班工人，他們還是無法運作。」
住喺邊？ 聚居碼頭 鄰近鴉片商販
香港的咕喱，早期聚集居住的地方，都是在碼頭、貨倉、洋商附近。一八四一年，英軍登陸香港後，香港唯一港口地帶就在維多利亞港，政府把四百零四幅土地售給多間洋商，其中三十九幅在港島北岸海旁，香港第一個貨倉，由怡和洋行在東角所建，其後其他洋行也相繼在港島北建貨倉和碼頭。直至一八六六年，政府為增進港口貿易，頒布《香港港口及海岸條例》之後，在港九新界及離島分別增設港口，例如一八六七年在香港仔、赤柱和和筲箕灣建港口，同時設置船政廳辦公室，一八七○年代又在九龍油麻地及紅磡設置港口，然後在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再擴至長洲和大澳等。
一八六○年的差餉記冊，是關於咕喱館地址及工頭姓名的最早紀錄，荷李活道和皇后大道東等是集中的地方，這兩處也是貨倉集中地。姚穎嘉也發現，有些咕喱館集中的位置，鄰近還有買辦辦館和鴉片商販。「開埠第二年，港島北岸的二百三十七所房屋中，有二十四所是鴉片煙館，鴉片可能是早期咕喱搬運的重要貨物，除此以外，入港的貨物還包括棉料、木材、煤、茶、香料、白米等。」
九唔搭八檔案 拼湊基層華人史
雖然碼頭工人對於香港的貿易發展舉足輕重，是不能被抹殺的一群，但香港缺乏基層華人的歷史研究，而低下階層因為知識水平較低，很少留下傳記和著述，姚穎嘉是從人大量零碎史料重構他們的歷史，過程像偵探，翻看大量看似九唔搭八的文件檔案，找尋蛛絲馬迹。姚穎嘉說，有一些檔案資料，例如年報、憲報，是研究香港歷史一定會翻到的，很基本，至於其他文件，則要多加聯想的工夫，她這次就發現，差餉記冊、遺囑認證，原來也很重要。
政府檔案﹕了解就業人口
要研究碼頭工人在社會上的重要性、行業興衰史，首先當然要掌握當時的就業人口。姚穎嘉說，總登記官的人口統計，分別載於《香港藍皮書》和《政府憲報》，早在一八四一年，英國人已對香港人口作粗略統計，然後從人一八四五至一八六九年，每年都有列出港島和九龍半島的人口統計，一八七一年開始，每五年和十年有人口普查。其實就業人口統計外，關於行業興衰史還需參考進出香港海港的貨船統計，配合香港歷史發展的脈絡作出歸納。
差餉記冊（Rate Collection）﹕尋找工頭來歷
要了解群體的特性，例如招工方法、凝聚方式等，但由於搬運工人沒有一手著述，在蒐集資料的過程，她於是嘗試掌握群體裏的代表人物。是買辦？「買辦的角色，是作為洋商與工頭之間的橋樑，因為他們懂得英文和中文，所以似乎通過買辦可以掌握到與工人有關的史料。」 不過，很多時候，買辦原來都是要靠工頭，事關跟工頭打工的咕喱，大多都是他從鄉下找來的同鄉，買辦還是無法溝通，所以為洋商分配工作、管理工人，還是由工頭來做。工頭是代表人物，這有很多佐證，例如一八四四年，在香港開埠不久，殖民地政府頒布《人口登記條例》，規定由工頭負責登記咕喱，意味當時的政府也期望這些華人工頭可以幫助決政府管理低下階層需要面對的困難；一八九五年，咕喱因為政府登記咕喱館住戶而罷工，商人希望向工頭質詢。
但怎樣能找到關於工頭的資料，如人數、來歷等？《差餉記冊》是當年政府用來記錄收地租的情况，姚穎嘉說，裏面除了有地主資料，還有住戶包括人名、地址及物業用途，「咕喱館」寫成「coolies / coolie house」，而因為工頭負責整理住戶名單，所以在住戶一欄看到的名字，估計就是工頭了。然後，對比香港政府檔案館所藏總登記官的《房屋登記冊》和不同廟宇的碑文，可以知道本地咕喱館館主（一般都是工頭），早期不少來自紅磡和土瓜灣。
從《差餉記冊》，也可以呈現碼頭工人的血緣紐帶關係，例如有擁有多於一幢物業的業主，將它們分租給同姓不同名的工頭；也看到一八八○年的工頭數目是二十年前的三倍，姓氏也更多樣，群體發展得愈來愈複雜，以後群體的團結不止基於血緣和地緣紐帶關係，扺抗同業競爭，到一九二○年代初工會成立後，就扮演維護同業工作機會和排解同行紛爭的角色。
遺囑認證﹕追溯資本來源
在了解工頭的資本來源、資產時，遺囑認證文件幫了姚穎嘉的忙。她說，遺囑認證是研究十九世紀人物的有用線索，記錄了見證人和繼承人的姓名，還有先人生前的住處、遺下的產業、見證人和繼承人的身分、死亡日期和經營過的商號資料。「有些人物，資產價值數千甚至上萬，這與普通碼頭咕喱、月賺數元的情况，差很遠。」不過，在眾多遺囑認證中找到有用的資料，其實是大海撈針，事關遺囑的當事人要百分百肯定是工頭，單憑名字並不夠穩妥，姚穎嘉只找到幾份疑似工頭的遺囑認證，而當中只有一份可用。「因為遺囑上有個名人的名字，那我知道這個名人的祖先，職業是什麼，所以肯定我找對了。不過因為遺囑認證是私隱，我不能公開他們的名字。 」
文/ 陳嘉文
圖/ 陳嘉文、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提供
編輯/ 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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