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直以來，在陸港關係中，港人幾乎也理所當然地視自己為較先進和優越的一方。不過在筆者的研究領域之中，就恰恰存在着無數先進的一方被打敗的例子——該領域就是戰爭。如果從戰爭的角度出發，人們對香港優越性的解讀，是完全有可能得出相反結論的，而引起筆者這種想法的，是早前回顧的一段戰爭史。
1740年，腓特烈二世（後來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登基，當時普魯士在歐洲只屬三等小國，但腓特烈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中一鳴驚人，從奧地利手中獲得西里西亞的大部分，隨後在七年戰爭（1756-1763）中，腓特烈以普魯士一個小國之力，頑抗奧地利、俄羅斯、法國等強敵，與之戰成平手，奠定了普魯士在歐洲的大國地位，腓特烈亦被冠上「大帝」的稱號。
福兮禍所伏
讀者應該猜到普魯士在這篇文章中代表香港。跟普魯士一樣，香港本來就非常貧窮、缺乏資源且四面受敵，但香港卻遇強愈強，以一個城市之力，與其他國家級對手較量，經過了多次轉型，造就了香港的黃金時代。
可是回歸後我們愈加清楚，與普魯士的情况相若，英治香港實際上是由少數專家所組成的寡頭政府所統治，實際統治由英國負責，只是一味擢升行政人員，結果回歸時，留給香港的是一個不能自我運作、支離破碎的體系。
普魯士就是以這種體系和優越心態，迎接法國大革命的來臨，但他們所不清楚的，是革命已為戰爭的形式帶來了徹底的轉變——令普魯士人引以為傲的，是從1648年開始的戰爭形式，這種戰爭在政治和軍事兩方面，都是比較有限制的，戰役大都是井井有條、好整以暇的，大家都遵守一種公認的規則。
這情况不就像現今香港嗎？我們知道公認和井井有條的規則是較易掌握，而且對我們較有利，因而認為遵守規矩的就是高貴，不遵守的則是野蠻——但這是誰訂下的規矩？法國軍事作家吉貝爾特（Guibert）在法國大革命來臨前，已認為那種互相禮讓，僅作不流血的運動，和容許光榮投降的戰爭，只是表面上的廉價，並不能造成偉大的政治解決，建議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戰爭形式來代替它們，那就是無限戰爭。
不能讓價值判斷主導思維定向
所以在「精銳」的普魯士軍眼中，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國陸軍簡直是一班烏合之眾：他們行的是徵兵制，士兵缺乏訓練和紀律，亦沒有補給縱隊，只是就地取食，唯一的優勢是速度快——法軍在行軍和戰鬥中，都是每分鐘走120步，而其敵人卻堅持走70步的傳統規定。這跟港人普遍視大陸人為財大氣粗、不守規矩、橫衝直撞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不過，正是由於行徵兵制，法國才吃得消龐大的人命消耗，這樣才有條件打無限戰爭，同樣亦正因為士兵缺乏訓練和紀律，才使法軍迅速發明了散兵戰術，令他們反佔優勢。而沒有補給縱隊和行軍速度快，令法軍的機動性大幅增加，這一切改變了戰爭的形式，造就了日後拿破崙的豐功偉績。
但不幸的是，時代容許這兩種不同的戰爭形式同時存在，兩者的第一次交鋒發生於1792年的瓦爾密（Valmy）之戰。普魯士領軍的是布侖維克（Brunswick）公爵，他是一代諸侯，也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被認為是歐洲最偉大的軍人；法國革命軍領軍的杜莫里茲（Dumouriez）是一個委員的兒子，是個機會主義者和冒險之徒。但令世人大跌眼鏡的是，未經訓練的法軍竟然成功逐退了訓練有素的普軍，阻止了他們向巴黎推進，確保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令此役成為歷史上的決定性戰役之一。
之不過，戰後普魯士並沒有認識到一種新的戰爭形式正在萌芽，並作出相應的檢討，因而埋下了14年後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會戰中被拿破崙打得大敗，普魯士幾乎亡國的伏線。目前香港很可能正處於瓦爾密之戰和耶拿——奧爾斯塔特會戰之間的階段。
面對的可能是拿破崙和新形態
就是因為普魯士只懂打有限戰爭，因而片面地將自己打的有限戰爭視為君子、高貴的戰爭，把法軍打的無限戰爭視作小人、廉價的戰爭，絲毫沒有留意到兩種根本是不同類型的戰爭，且不說法軍打的是新型戰爭。香港現在很可能正在重蹈普魯士的覆轍，將自己做不了和不了解的事情刻意貶低，以維持自己的優越感。
1806年的耶拿——奧爾斯塔特會戰是普魯士為自己的守舊與無知結算的日子，對香港亦有相當的啟示作用。耶拿——奧爾斯塔特會戰是一場雙會戰——兩場會戰分別同時進行，普軍總司令依然是布侖維克公爵，而法軍當然是由拿破崙領軍。
這場雙會戰的發展與香港目前的狀况有着相似的地方：在耶拿面對着拿破崙率領的9萬法軍主力，2.8萬人的普軍基本上毫無勝算，情况有如現在香港以一個城市面對中國整個國家，即使撐不下去也情有可原。不過奧爾斯塔特方面就不一樣了，普軍主力6.3萬人是以優勢兵力迎擊達武（Davout）的2.7萬人的，應該有相當勝算，可是達武卻獨力擊敗了雙倍於其兵力的普軍主力，這戰果連拿破崙一開始也不相信，戰史大師富勒將軍亦認為依照一切的戰爭規律，達武都不可能獲勝的，由此可見，普軍的舊式戰爭在拿破崙新型戰爭面前如何不堪一擊。
普軍在這局部戰線上面，憑着優勢兵力都無法與法軍對抗，情况恍似香港以前足以與一個國家相提並論，但現在連深圳也開始超越香港，令人不勝唏噓。最諷刺的是，布侖維克公爵在此戰中身負重傷，於戰敗後傷重不治，可說是一種因果報應：此君在瓦爾密之戰中沒有汲取任何教訓，因而在耶拿戰役中使得普軍主要作戰力量在6天內完全瓦解，首都柏林落入敵手，自身也陣亡，港人應引以為鑑。
那麼普魯士怎樣從戰敗的深淵中恢復過來，成為日後的強國德國的呢？其關鍵離不開普魯士一些曾參與戰役的主要軍事改革家，例如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作者）戰敗後痛定思痛，推行軍事改革，並設立總參謀部，使它成為兩個多世紀以來普軍和德軍的最大優勢及最令人生畏的部分，以及軍事史上最出色的參謀機構之一。
香港目前最需要的是要客觀地認清問題，切忌價值觀掛帥，接着就要着手進行改革及策謀工作。從普魯士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改革和一個負責長遠策略的機構，對於把一個因循及瀕死的國家拯救過來，幫助她重新踏上發展的道路，至為重要。
香港究竟要像普魯士般，只一味守着昔日腓特烈大帝的榮光，抑或毅然踏上改革之路，打造更強的「戰爭機器」，就要看港人的造化了。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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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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