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外國聯繫 何罪之有

【明報專訊】只要任何民主派領袖到訪英美等西方國家，不論是跟官員會面，抑或純粹參與非政府組織會議，下場均是遭到親共報章貼上「賣國漢奸」的標籤，可見土共陣營在過去漸漸塑造社會氛圍，把「外國勢力」當作民主派的禁忌，但中共和保皇黨卻是把這些外國聯繫當作家常便飯。先不說共產黨本來就是依靠外國勢力起家，或習近平頻頻進行國事訪問，即使梁振英過往亦曾到訪紐約倫敦等地，跟當地政府要員交流，甚至民建聯去年也組成訪問團到舊金山。


如果與外國聯繫本來就不是問題，那就不要畏首畏尾地懼怕跟外國政壇和公民社會交流，反應在雨傘運動意識中央對港政策的改變後，反思民主派應如何回應國際社會在香港民主運動的角色。


回歸原點，中國和英國在簽署獲得世界各國政府認同的中英聯合聲明，直至2047年也能在一國兩制框架實踐一定程度的法治和三權分立，甚至以聯合聲明為基礎的《基本法》，亦列明香港人擁有普選特首的權利，亦讓香港法制跟中國大陸保持一定距離。


不少港人在回歸前夕曾一廂情願，隨着中國國力強盛提升人民質素，繼而促使中共領袖思想開明願意改善人權，促使香港在「50年不變」後能跟大陸接軌，但隨着中央對港頒布「白皮書」、8．31決定和國家安全法，習近平的鐵腕管治讓大陸人權狀况每况愈下，讓我們意識到中共無意讓中國趕上香港民主進程，接着面對2047年的一國兩制大限才讓人心憂，反正中英兩國就沒保證香港在32年後能保持司法獨立，而非被一國一制同化。


正因如此，與其幻想西方國家實施制裁云云，倒不如在國際舞台把一國兩制大限推動為香港問題主軸，繼而要求各國認同港人可在中英聯合聲明過期以後，繼續享有法治和三權分立，甚至透過公投自決香港前程，總比空泛舊調重彈「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所以各國政府必須支持香港民主」來得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