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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一群朋友最近在紐約開了一個討論會，題目是「中國病毒」，說的是中國大陸這隻爛蘋果嚴重腐爛的核心：社會潰敗。本文要談的是社會潰敗的主因——官僚特權及其理論基礎。
1980年代的中國，市場經濟急劇興起，卻沒有法治、憲政對官員權力的約束，腐敗開始蔓延；但比起20餘年後的現在，那時的腐敗不過九牛之一毛，但僅此一毛也引發了1989年的學潮，隨之而來的是政治改革的停滯倒退，以至於腐敗如今已經成為官員工作的激勵機制、社會運行的潤滑劑，沒有它，官員不作為、懶政怠政，日常生活荊棘遍地、寸步難行。以法治國家的嚴格標準衡量，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中國人是不腐敗的，有幾個中國人敢擔保「我從來沒有給掌管某種稀缺資源的人送過禮、走過後門」？中國人痛恨別人的腐敗，假如自己有了權則照樣腐敗。腐敗惡化到「中國病毒」的田地，任何「懲治」都已經無濟於事。
腐敗的根子在制度 制度的根子在極左
現在，「腐敗的根子在制度」已經成為共識，但我要進一步追問，制度的根子在哪裏？
制度的根子毋庸諱言，就是極左的馬列毛意識形態。為什麼這樣說？
馬克思發明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斷言，人類歷史是按照「歷史必然規律」「螺旋式上升」的，全世界所有民族或早或晚都要在此規律的支配下進步到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進步」過程中，「歷史必然規律」找到了自己的物質載體——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代表着最先進的生產力，是最先進的階級，人間一切美德都集中在他們身上。
馬克思的這套「科學理論」簡直就毫無科學根據，完全是書呆子在書齋裏用黑格爾「辯證法」編造出來的偽科學；等到列寧要把這套「宇宙真理」付諸實踐的時候，卻發現工人階級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對承擔歷史使命毫無興趣，只關心改善自己的生活。但這難不倒傑出的「辯證法家」列寧，他把馬克思的「客觀必然規律」甩在腦後，親自動手組建「無產階級先鋒隊」代行「偉大歷史使命」，就這樣，馬克思和列寧完成了如下推理鏈條：先進階級是先進生產力、歷史必然規律、最高真理、人類前進方向、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總而言之一切人間好事的傑出代表，先鋒隊則是先進階級最傑出的代表，而領袖又是先鋒隊最傑出的代表，於是，領袖成為人間神。神全知全能，永不犯錯，哪還有權力制衡這回事？
不管各派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挖空心思為馬克思辯護，都無法掩蓋一項基本事實：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是沒有絲毫「權力制約」成分的；馬克思「學說」只要訴諸實踐，無一例外，必定會按照其內部「鐵一般的邏輯」導向極權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成為獨裁領袖對全黨全民的專政。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百般狡辯，說極權主義這個惡魔是列寧、斯大林製造的，與馬克思無關，他們實在是連最基本的學術良知都缺失了。
官僚特權愈演愈烈
平心而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並不僅僅是權力鬥爭，還有其平等主義、反對官僚特權的烏托邦理想的一面，而正是這一面至今迷惑着為數眾多的「毛粉」。
文革時代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官不聊生」的時代，此前照搬斯大林體制形成的官員特權幾乎全部取消不算，各級官員還要被趕下鄉去，「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一手不但大得國內人心，更贏得了全世界左派的熱烈擁戴，一時間毛澤東真正成為「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照貓畫虎，毫不意外地同樣騙取了億萬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至於文革的代價——極其嚴重的侵犯人權紀錄和人道災難、個人自由幾近於零、教育倒退、文化荒漠、野蠻盛行、文明掃地以盡、「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對不起，哪算什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文革把一切人類文明準則徹底顛覆，養育出的眾多「頭足倒立」的反人道反文明人格通過代際傳遞，不但現在集結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還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這樣一股強勢的反改革開放潮流，在「反對官員特權腐敗」這一撥動大多數中低收入階層心弦的訴求上，卻實實在在佔據了道德高地，對他們具有不可抗拒的極大魅惑力。這是不容忽視的中國現實，任何中國問題的研究評估，都必須立足於這一現實，否則一定墮入主觀臆測。
如果薄熙來或其他民粹煽動家現在有機會參與普選，他們會不會贏得多數選票？十之八九會是他們勝出，而最沒有取勝機會的恰恰是親西方的自由派——俄羅斯的經驗已經足夠作為證據。然而很不幸，太多的中外觀察家都嚴重忽視了這項事實。
鄧小平「徹底否定文革」的主導思想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過於簡單化，把毛反官僚特權的合理訴求也一併否定了，於是，不但文革前享受的官僚特權完全恢復而且急劇膨脹，從思想觀念、利益追求到生活方式，各級黨政官員完全生活在與民眾隔絕的「另一個中國」，不接地氣、不了解民情社情，甚至和各種社會渣滓、黑社會沆瀣一氣，墮落到了反人民、反社會的邊緣。
惡性膨脹的官員特權再與不受法治約束的市場經濟結合，通過權錢交易迅速培育出一個非法聚斂了世所罕見的巨額財富，極力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權貴資產階級；這一橫徵暴斂、橫行霸道的極少數人比法國大革命前遭到人民切齒痛恨的舊貴族更容易煽起中國人的仇恨怒火，令全體官員和富人也遭受池魚之殃，成為民眾仇官仇富的對象。
更致命的是，中共至今仍把改革開放的理論死敵——馬列毛極左意識形態奉為神聖，不但極大地鼓舞了極左新毛的氣焰，更嚴重的後果是，從根本上抽空了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基礎，製造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價值觀對立，導致了對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執政黨的信任危機，以及全社會什麼都不相信、憤世嫉俗、冷嘲熱諷、極端自私冷漠的犬儒主義風氣。
粉紅？深紅？
中共的改革開放迄今已經進行了30多年，眾所公認的成績集中在經濟領域，政治、社會領域相對滯後，而最落後保守，最陳腐僵化的是思想理論、意識形態領域。鄧小平的政治策略是「打左燈往右轉」，江朱體制基本延續了鄧小平這一路線，到胡溫則開始左轉，十八大之後則令國內外所有研究者摸不着頭腦，不知道習李的路數究竟是什麼，但整個社會的現實狀况卻不容爭辯，是在急速左傾——是往「深紅」極左、毛左、「紅色傳統」轉，往「前30年」即毛澤東的災難性錯誤路線轉，而不是往「粉紅」中左轉。
往左轉的後果極其惡劣：極左激發極右，社會撕裂對立、兩極分化加劇，改革開放的基本共識破裂，代表中等收入階層的中派力量開始走向極端化、激進化，各種社會力量——知識界、企業家、白領階層、年輕人乃至普通黨員……都與執政黨日益離心離德；反腐倡廉本來是大好事，但它剝奪了官員隊伍的巨量非法得利卻沒有替代的激勵機制，政府官員的懶政怠政、消極抵制愈演愈烈，隨着頂層推動的反腐威懾力的「邊際效應」遞減，官員隊伍也逐漸開始怨聲載道、離心離德，而所宣告的「治本之道」卻渺無蹤影，相反，海內外看到的卻是今天抓人、明天禁言，強化全面管制，與法治承諾背道而馳，令西方輿論得出「中共人權狀况惡化」的結論。對外政策也類似，親俄反美反西方的軍界鷹派日益得勢，學普京「大秀肌肉」、四面出擊，中美關係、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嚴重惡化，鄧小平的外交路線受到嚴峻挑戰。
這未必完全是最高層的初衷，而主要是極左意識形態的教育灌輸，使得整個黨政官員體制的極左毒素深入骨髓，他們對於決策層的左傾信號有着極強的放大效應，上級左一分，整個體制就要左三分、五分甚至十分；相反，市場化、法治化等「向右轉」的改革措施卻因「政治不正確」導致政治風險而嚴重執行乏力。「左」會層層加碼，「右」則層層遞減——這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這種局面將持續下去嗎？我認為不可能。
改革的內在邏輯
我冒險做一個善意猜測：中共新領導班子未來的走向，有可能是一種「親新加坡模式」，其主要原則是：堅決維護共產黨領導（這是他們劃出的一條不容挑戰的紅線），漸進有序可控的「全面深化改革」，維持經濟中速增長，法治為中心的政治改革，提升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復興中華傳統文化，打壓政治異見者，管控媒體，嚴防中外激進自由和激進民主勢力等等；西方歷史上與此最接近的對應物，就是完成民主化之前的英國；但比起那時的英國（大體在1688至1918年），這一「親新加坡模式」更帶威權色彩，個人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被打了更大的折扣。
這個走向既不是國內的自由民主派樂見的，也不是西方人能理解和接受的——他們認為不是西方式民主就不是民主，不是民主就是專制。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不是全黑全白二分的，是五彩繽紛的，在民主和專制之間有着許多非驢非馬的中間過渡形態；重要的不是它們「是什麼」，而是它們「往何處去」。因此，自由主義者應該做的不是把它們一棍子打死，與之做殊死對抗，而是對體制內改革派既警惕、批評（建設性的、善意的批評），又理解、同情、合作，耐心、耐心再耐心，堅持、堅持、再堅持，推動他們走向更完全、更完善的自由民主。
即便目標模式確定了，從中共的現行體制走向「親新加坡模式」也仍然困難重重。儘管如此，中共十八大畢竟作出了鄭重承諾，切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法治建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哪一項不是「普世價值」？）逐步落實的希望是存在的。回望30餘年的改革開放，對比一下改革開放前不可想像的、人間地獄般的慘狀，我們沒有理由過於悲觀絕望。
1980年代的中國，市場經濟急劇興起，卻沒有法治、憲政對官員權力的約束，腐敗開始蔓延；但比起20餘年後的現在，那時的腐敗不過九牛之一毛，但僅此一毛也引發了1989年的學潮，隨之而來的是政治改革的停滯倒退，以至於腐敗如今已經成為官員工作的激勵機制、社會運行的潤滑劑，沒有它，官員不作為、懶政怠政，日常生活荊棘遍地、寸步難行。以法治國家的嚴格標準衡量，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中國人是不腐敗的，有幾個中國人敢擔保「我從來沒有給掌管某種稀缺資源的人送過禮、走過後門」？中國人痛恨別人的腐敗，假如自己有了權則照樣腐敗。腐敗惡化到「中國病毒」的田地，任何「懲治」都已經無濟於事。
腐敗的根子在制度 制度的根子在極左
現在，「腐敗的根子在制度」已經成為共識，但我要進一步追問，制度的根子在哪裏？
制度的根子毋庸諱言，就是極左的馬列毛意識形態。為什麼這樣說？
馬克思發明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斷言，人類歷史是按照「歷史必然規律」「螺旋式上升」的，全世界所有民族或早或晚都要在此規律的支配下進步到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進步」過程中，「歷史必然規律」找到了自己的物質載體——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代表着最先進的生產力，是最先進的階級，人間一切美德都集中在他們身上。
馬克思的這套「科學理論」簡直就毫無科學根據，完全是書呆子在書齋裏用黑格爾「辯證法」編造出來的偽科學；等到列寧要把這套「宇宙真理」付諸實踐的時候，卻發現工人階級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對承擔歷史使命毫無興趣，只關心改善自己的生活。但這難不倒傑出的「辯證法家」列寧，他把馬克思的「客觀必然規律」甩在腦後，親自動手組建「無產階級先鋒隊」代行「偉大歷史使命」，就這樣，馬克思和列寧完成了如下推理鏈條：先進階級是先進生產力、歷史必然規律、最高真理、人類前進方向、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總而言之一切人間好事的傑出代表，先鋒隊則是先進階級最傑出的代表，而領袖又是先鋒隊最傑出的代表，於是，領袖成為人間神。神全知全能，永不犯錯，哪還有權力制衡這回事？
不管各派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挖空心思為馬克思辯護，都無法掩蓋一項基本事實：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是沒有絲毫「權力制約」成分的；馬克思「學說」只要訴諸實踐，無一例外，必定會按照其內部「鐵一般的邏輯」導向極權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成為獨裁領袖對全黨全民的專政。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百般狡辯，說極權主義這個惡魔是列寧、斯大林製造的，與馬克思無關，他們實在是連最基本的學術良知都缺失了。
官僚特權愈演愈烈
平心而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並不僅僅是權力鬥爭，還有其平等主義、反對官僚特權的烏托邦理想的一面，而正是這一面至今迷惑着為數眾多的「毛粉」。
文革時代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官不聊生」的時代，此前照搬斯大林體制形成的官員特權幾乎全部取消不算，各級官員還要被趕下鄉去，「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一手不但大得國內人心，更贏得了全世界左派的熱烈擁戴，一時間毛澤東真正成為「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照貓畫虎，毫不意外地同樣騙取了億萬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至於文革的代價——極其嚴重的侵犯人權紀錄和人道災難、個人自由幾近於零、教育倒退、文化荒漠、野蠻盛行、文明掃地以盡、「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對不起，哪算什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文革把一切人類文明準則徹底顛覆，養育出的眾多「頭足倒立」的反人道反文明人格通過代際傳遞，不但現在集結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還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這樣一股強勢的反改革開放潮流，在「反對官員特權腐敗」這一撥動大多數中低收入階層心弦的訴求上，卻實實在在佔據了道德高地，對他們具有不可抗拒的極大魅惑力。這是不容忽視的中國現實，任何中國問題的研究評估，都必須立足於這一現實，否則一定墮入主觀臆測。
如果薄熙來或其他民粹煽動家現在有機會參與普選，他們會不會贏得多數選票？十之八九會是他們勝出，而最沒有取勝機會的恰恰是親西方的自由派——俄羅斯的經驗已經足夠作為證據。然而很不幸，太多的中外觀察家都嚴重忽視了這項事實。
鄧小平「徹底否定文革」的主導思想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過於簡單化，把毛反官僚特權的合理訴求也一併否定了，於是，不但文革前享受的官僚特權完全恢復而且急劇膨脹，從思想觀念、利益追求到生活方式，各級黨政官員完全生活在與民眾隔絕的「另一個中國」，不接地氣、不了解民情社情，甚至和各種社會渣滓、黑社會沆瀣一氣，墮落到了反人民、反社會的邊緣。
惡性膨脹的官員特權再與不受法治約束的市場經濟結合，通過權錢交易迅速培育出一個非法聚斂了世所罕見的巨額財富，極力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權貴資產階級；這一橫徵暴斂、橫行霸道的極少數人比法國大革命前遭到人民切齒痛恨的舊貴族更容易煽起中國人的仇恨怒火，令全體官員和富人也遭受池魚之殃，成為民眾仇官仇富的對象。
更致命的是，中共至今仍把改革開放的理論死敵——馬列毛極左意識形態奉為神聖，不但極大地鼓舞了極左新毛的氣焰，更嚴重的後果是，從根本上抽空了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基礎，製造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價值觀對立，導致了對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執政黨的信任危機，以及全社會什麼都不相信、憤世嫉俗、冷嘲熱諷、極端自私冷漠的犬儒主義風氣。
粉紅？深紅？
中共的改革開放迄今已經進行了30多年，眾所公認的成績集中在經濟領域，政治、社會領域相對滯後，而最落後保守，最陳腐僵化的是思想理論、意識形態領域。鄧小平的政治策略是「打左燈往右轉」，江朱體制基本延續了鄧小平這一路線，到胡溫則開始左轉，十八大之後則令國內外所有研究者摸不着頭腦，不知道習李的路數究竟是什麼，但整個社會的現實狀况卻不容爭辯，是在急速左傾——是往「深紅」極左、毛左、「紅色傳統」轉，往「前30年」即毛澤東的災難性錯誤路線轉，而不是往「粉紅」中左轉。
往左轉的後果極其惡劣：極左激發極右，社會撕裂對立、兩極分化加劇，改革開放的基本共識破裂，代表中等收入階層的中派力量開始走向極端化、激進化，各種社會力量——知識界、企業家、白領階層、年輕人乃至普通黨員……都與執政黨日益離心離德；反腐倡廉本來是大好事，但它剝奪了官員隊伍的巨量非法得利卻沒有替代的激勵機制，政府官員的懶政怠政、消極抵制愈演愈烈，隨着頂層推動的反腐威懾力的「邊際效應」遞減，官員隊伍也逐漸開始怨聲載道、離心離德，而所宣告的「治本之道」卻渺無蹤影，相反，海內外看到的卻是今天抓人、明天禁言，強化全面管制，與法治承諾背道而馳，令西方輿論得出「中共人權狀况惡化」的結論。對外政策也類似，親俄反美反西方的軍界鷹派日益得勢，學普京「大秀肌肉」、四面出擊，中美關係、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嚴重惡化，鄧小平的外交路線受到嚴峻挑戰。
這未必完全是最高層的初衷，而主要是極左意識形態的教育灌輸，使得整個黨政官員體制的極左毒素深入骨髓，他們對於決策層的左傾信號有着極強的放大效應，上級左一分，整個體制就要左三分、五分甚至十分；相反，市場化、法治化等「向右轉」的改革措施卻因「政治不正確」導致政治風險而嚴重執行乏力。「左」會層層加碼，「右」則層層遞減——這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這種局面將持續下去嗎？我認為不可能。
改革的內在邏輯
我冒險做一個善意猜測：中共新領導班子未來的走向，有可能是一種「親新加坡模式」，其主要原則是：堅決維護共產黨領導（這是他們劃出的一條不容挑戰的紅線），漸進有序可控的「全面深化改革」，維持經濟中速增長，法治為中心的政治改革，提升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復興中華傳統文化，打壓政治異見者，管控媒體，嚴防中外激進自由和激進民主勢力等等；西方歷史上與此最接近的對應物，就是完成民主化之前的英國；但比起那時的英國（大體在1688至1918年），這一「親新加坡模式」更帶威權色彩，個人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被打了更大的折扣。
這個走向既不是國內的自由民主派樂見的，也不是西方人能理解和接受的——他們認為不是西方式民主就不是民主，不是民主就是專制。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不是全黑全白二分的，是五彩繽紛的，在民主和專制之間有着許多非驢非馬的中間過渡形態；重要的不是它們「是什麼」，而是它們「往何處去」。因此，自由主義者應該做的不是把它們一棍子打死，與之做殊死對抗，而是對體制內改革派既警惕、批評（建設性的、善意的批評），又理解、同情、合作，耐心、耐心再耐心，堅持、堅持、再堅持，推動他們走向更完全、更完善的自由民主。
即便目標模式確定了，從中共的現行體制走向「親新加坡模式」也仍然困難重重。儘管如此，中共十八大畢竟作出了鄭重承諾，切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法治建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哪一項不是「普世價值」？）逐步落實的希望是存在的。回望30餘年的改革開放，對比一下改革開放前不可想像的、人間地獄般的慘狀，我們沒有理由過於悲觀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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