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10月9日，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他曾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中央一號文件（註：通常是與農業相關）；當中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確立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杜老生前曾呼籲免除農業稅、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提示徵地會造成農民流離失所。
回顧杜老生平和言論，並非只是因為他的離世，更因如其所言：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農村問題不僅是中國經濟更進一步繞不開的檻，也是當下城市發展和國有經濟遭遇瓶頸時，實現騰挪的首選。
中央政府從來都好像坐在一圈壓力鍋中間，問題太多，按下葫蘆起了瓢。過去20年間，一部分人——主要是城中官僚階層及其附庸——先富起來，同時損害農民的利益，犧牲農村發展機會。
即便「共同富裕」只是一句口號，我們至少也應該看清目前城鄉差距所造成的巨大風險。大量中青年農民工進城，缺乏勞動力的農業生產只能選擇「竭澤而漁」的方式；老人無人照顧，孩子家庭教育缺失，暴力事件屢見不鮮；農村人口教育程度低，法治環境惡劣，男女比例失調加重拐賣罪行；農村非法徵地導致耕地流失，農民失地的同時也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
但反過來看，現在的農村仍擔負着穩定中國整體經濟的重任。
農村仍擔穩定中國經濟重任
首先，部分農村地區基礎設施仍落後，完善道路、水電通信等基礎設施，可以幫助他們與外界聯通，無論是獲取信息還是運輸物資，都將會得到巨大的便利。對於國家而言，則可以借助這個機會創造勞動崗位、消化過剩產能。
其次，改善農村醫療衛生和教育：前者與居民生活質量密切相關，後者關係到孩子的未來。醫療和教育資源分配不平均，是如今很多社會矛盾的根源，解決這兩點不僅是迫在眉睫，更是為30年後中國社會仍有足夠的高素質人才參與勞動並納稅提供保障。
第三，加大對農業的投入，鼓勵資本介入農業生產，通過規模經濟提高農業的現代化。同時，將原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農民，吸納到企業中，實現從農民到農業工人的身分轉變，並提供城鎮社會保障，實現「人的城鎮化」。當下很多人在談論「資產荒」，城市裏有錢無處投，但農村卻是資金的荒漠，既需要農業項目帶動當地人脫貧，也可以幫助緩解城市資產泡沫的累積風險。
上述不過是些皮毛，深層難題尚未觸及：如何最大程度地釋放農民們的生產力？躲不過的議題就是戶籍和土地——這個話題一言難盡，下回分解。
作者是內地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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