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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王維基先生撰文說他受邀出席主講大學講座時候，台下大學生沒有基本聽衆的禮貌，談笑電話聲不絕，令他頗感氣憤，並叫「不想聽我演講的學生可以馬上離場」。其實，原委老早在文中出現，不過就連王維基自己並未意識到此中關鍵：原來該場合是一個「大學某書院月會」，也就是說一種非自願的、強制的出席（〈作為聽眾的基本態度〉，《頭條日報》，2015年11月6日）。
既然這樣，無論學生喜歡與否，都不能自願出席或退場，沒有選擇，當然沒有必要顧全什麼人的面子，各自忙碌了。筆者最為詫異的是，竟連在他同代人中學習能力超班的「魔童」，也不能意會到此中關鍵，而且，王維基竟在同日另一份報章中撰文談及互聯網生意，老早點出原因所在：「現在做網購生意，跟以往做寬頻很不同，並不是售賣單一的產品，而是出售千千萬萬種不同的產品，並不能把同一條方程式應用到所有產品上。」（〈往不同的方向走〉，《晴報》，2015年11月6日）
世界規模的巨大變化
對的，互聯網正是當代世界巨大變化的一個誘因，不然王先生不獲發牌，又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聲援？因被剝奪選擇權利而憤怒上街而已。不過，大家有了選擇，就會乖乖看他的電視節目嗎？這也未必。別說大衆媒體追不上互聯網時代，種種政治與社會的概念與範疇、理解，早已不再套用於21世紀全球的變化。大家作為某所大學的成員，乖乖坐在這裏聽講，給主講嘉賓與自己所屬組織面子，這類前提已經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大家對「組織」、「代表」的意思也不再一樣。而這種現象是全球性的。
世界性的兩極化與社會運動
前陣子跟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老師談起香港、台灣與日本等地的社會運動，他說這些現象背後有全球普遍性的背景。簡單來說，除了上述的情報化，還有全球化的市場滲透，帶來社會廣泛性的不安定化。而面對這些世界各地的巨大社會轉變，我們還是使用着20世紀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範疇，這其實已經不能對應當今的轉變。譬如上世紀的「難民」泛指受「種族、宗教、國籍、政治立場，或特定社會集團所受到的迫害」，但這次敘利亞的情况，其實是社會崩潰導致的人口大量流動情况。而社會崩潰的原因除了是獨裁政權，竟與全球氣候變化、敘利亞的非效率灌溉，還有2010年中國缺水，中國進口小麥大增，導致全球小麥價格暴漲，令中東民衆不滿有關（〈變更中的社會框架〉，《朝日新聞》，2015年11月17日）。
這種思想框架追不上社會變遷的現象，背景是世界性的不安定化。小熊英二認為總體來說，人們為了應付不安定化，帶來全球性的文化身分認同政治。因應每個社會、國家的文化脈絡不同，所以表現出來的議題與關心點也看似不一樣。而表現出來的就是「兩極化」的現象（〈世界性的兩極化與大衆運動〉，演講文，2015年10月25日）。
人面對不安，就有不是「改革秩序」就是「守護舊有秩序」的想法，可是，我們社會舊有的框架，譬如左翼主張改革與右翼推崇保守的對立，已經不能正確描述當下的情况。譬如，在情報網絡的幫助下，主張改革的往往是以保守價值（譬如找回「香港精神」、「法國精神」）自居的所謂「右翼」，並結合全球化的價值，嘗試扭轉與更改既有社會秩序，成為更加積極的一方。而與此對抗的所謂「左翼」卻變成守護舊有安定生活秩序與僱用情况的保守言論，抵抗全球化。
不過，共通的是，人們為了排除不安與疏離感，世界性的大衆運動還是以直接民主主義行動的社會運動形式出現。而這種「不依靠組織的網絡型大衆運動」，往往跟20世紀的代議制投票與大量生產製造的思維格格不入。在這種情况下，不改變我們的思維，不廣泛閱讀不同學科的研究，並比較不同個案與追溯歷史變化的話，並不能追上全球性的巨大社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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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樣，無論學生喜歡與否，都不能自願出席或退場，沒有選擇，當然沒有必要顧全什麼人的面子，各自忙碌了。筆者最為詫異的是，竟連在他同代人中學習能力超班的「魔童」，也不能意會到此中關鍵，而且，王維基竟在同日另一份報章中撰文談及互聯網生意，老早點出原因所在：「現在做網購生意，跟以往做寬頻很不同，並不是售賣單一的產品，而是出售千千萬萬種不同的產品，並不能把同一條方程式應用到所有產品上。」（〈往不同的方向走〉，《晴報》，2015年11月6日）
世界規模的巨大變化
對的，互聯網正是當代世界巨大變化的一個誘因，不然王先生不獲發牌，又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聲援？因被剝奪選擇權利而憤怒上街而已。不過，大家有了選擇，就會乖乖看他的電視節目嗎？這也未必。別說大衆媒體追不上互聯網時代，種種政治與社會的概念與範疇、理解，早已不再套用於21世紀全球的變化。大家作為某所大學的成員，乖乖坐在這裏聽講，給主講嘉賓與自己所屬組織面子，這類前提已經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大家對「組織」、「代表」的意思也不再一樣。而這種現象是全球性的。
世界性的兩極化與社會運動
前陣子跟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老師談起香港、台灣與日本等地的社會運動，他說這些現象背後有全球普遍性的背景。簡單來說，除了上述的情報化，還有全球化的市場滲透，帶來社會廣泛性的不安定化。而面對這些世界各地的巨大社會轉變，我們還是使用着20世紀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範疇，這其實已經不能對應當今的轉變。譬如上世紀的「難民」泛指受「種族、宗教、國籍、政治立場，或特定社會集團所受到的迫害」，但這次敘利亞的情况，其實是社會崩潰導致的人口大量流動情况。而社會崩潰的原因除了是獨裁政權，竟與全球氣候變化、敘利亞的非效率灌溉，還有2010年中國缺水，中國進口小麥大增，導致全球小麥價格暴漲，令中東民衆不滿有關（〈變更中的社會框架〉，《朝日新聞》，2015年11月17日）。
這種思想框架追不上社會變遷的現象，背景是世界性的不安定化。小熊英二認為總體來說，人們為了應付不安定化，帶來全球性的文化身分認同政治。因應每個社會、國家的文化脈絡不同，所以表現出來的議題與關心點也看似不一樣。而表現出來的就是「兩極化」的現象（〈世界性的兩極化與大衆運動〉，演講文，2015年10月25日）。
人面對不安，就有不是「改革秩序」就是「守護舊有秩序」的想法，可是，我們社會舊有的框架，譬如左翼主張改革與右翼推崇保守的對立，已經不能正確描述當下的情况。譬如，在情報網絡的幫助下，主張改革的往往是以保守價值（譬如找回「香港精神」、「法國精神」）自居的所謂「右翼」，並結合全球化的價值，嘗試扭轉與更改既有社會秩序，成為更加積極的一方。而與此對抗的所謂「左翼」卻變成守護舊有安定生活秩序與僱用情况的保守言論，抵抗全球化。
不過，共通的是，人們為了排除不安與疏離感，世界性的大衆運動還是以直接民主主義行動的社會運動形式出現。而這種「不依靠組織的網絡型大衆運動」，往往跟20世紀的代議制投票與大量生產製造的思維格格不入。在這種情况下，不改變我們的思維，不廣泛閱讀不同學科的研究，並比較不同個案與追溯歷史變化的話，並不能追上全球性的巨大社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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