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前些時候專程返了大陸一趟，為的是與一些國內媒體，談談合作。
市場上：遭網絡和流動媒體衝擊
與他們談起，才知道如今國內報刊雜誌同樣經營艱難，與香港的沒有兩樣。網絡媒體和流動媒體的冒起，搶走了大量年輕讀者，亦慢慢搶走大量廣告。讓我估不到的是，就連以往最賺錢，兼且是國內龍頭媒體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竟然都已經虧本了近兩年！一葉知秋，可見國內傳統媒體也正在經歷嚴冬。
他們說，行內都叫苦，說：如果不求變，不向網絡方向發展，那就只有在「等死」；但若然求變，並投放大量資源，那就簡直是「找死」。如果套用香港媒體人的語言，那就是仍然未能摸索出「viable」的網上「revenue model」，所以報刊雜誌都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
政治上：言論尺度不斷收窄
他們說，在沉重的財政壓力下，目睹不少同行步入歪路，例如撥出大量版面，為各地和各級政府，以看似是報道形式，但實質卻是寫宣傳稿，來宣傳它們的各種「政績」，大吹大擂一番；又或者做所謂的「輿情分析」，以採訪為名，實質卻是打探各種潛在的不滿聲音，讓政府可及早防範。
除了前述財政上的壓力之外，另外，國內報刊同樣要面對政治上的壓力。
以往，每逢遇上政治上的大時大節，例如中共「第N大」，又或者什麼國際峰會等盛事，國內報刊都要面對言論上的收緊，但尚且是周期性，過後，言論也有鬆綁的一天。但近年卻是逐步逐步的收緊，看不到雨過天晴的一日。
近年中共對媒體真的管得很嚴很死，甚至連「擦邊球」的空間也都不大，很多採訪、報道、評論的稿件都出不了街。稿件一次被斬，兩次被斬，三次被斬……大家都覺得再難有所作為，很多記者和媒體人難免心灰意冷，對這一行再沒有什麼可以留戀，也就乾脆一走了之。
他們說，過去幾年，粗略一算，行內可能已經有一半人手離開，那不是轉職同行其他報刊雜誌，而是索性轉行，到網絡媒體、流動媒體、公關、形象設計等行業發展，當中不少心裏更想，橫豎留在行內也不能做到為民請命，那就不如現實一點，出外賺多點錢算了。
我的親身寫作體會
他們吐苦水說，今天他們可以發揮的空間和尺度，根本跟官媒沒有太大分別，但他們卻沒有官媒背後的雄厚財力和資源支持，因此也只有落得「兩頭唔到岸」的困境。
對於報刊言論尺度的收緊，我自己也有一番親身的體會。
7年前，當我開始為國內報刊寫作時，可以直截了當的寫政治評論，很多敏感的題目都可以寫，就算到台灣觀選的所見所聞，例如看到選舉和民主如何在當地運作，一樣都可以寫，這讓我驚訝國內報刊言論尺度上的寬鬆。但到了今天，卻俱往矣！就算是風花雪月、借古諷今的文章，最後「畫龍點睛」、話裏「有骨」的那幾句，都難逃監管者的「法眼」，統統慘遭刪掉。
過去有一段時間，我也常常遭國內記者訪問，要我說說香港的廉政建設、政府的透明度，以至制度上如何保障公民的自由等等。後來我才明白到，這是因為他們不能直接批評國內的制度，於是唯有曲筆，透過介紹香港和台灣這些都是中國人地方的經驗，來讓讀者對照中國大陸的現况，從而起到批判的作用。但近幾年，這些訪問已經悄悄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解過後，才知道原來是，當權者再不容許媒體借褒揚港台經驗，來批判中國大陸，指桑罵槐。香港和台灣，如今反而只能成了國內媒體反擊分離主義的註腳和反面教材。
「有人夤夜趕科場」
但是有趣的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夤夜趕科場」。正當無論國內和香港報刊，都因市場、讀者，和廣告的大量流失，而面臨巨大的經營壓力，叫苦連天，搖搖欲墜，甚至陸續倒閉時，但卻偏偏在同一時候，財雄勢大，且更加「燒銀紙」，又更加沒有「viable」「revenue model」的網絡媒體，卻在此時平地一聲雷的在香港冒起。
原先的網絡媒體，很多都是山寨式營運，頂多都只是數人，或至多是十數人的編制，但如今一些新崛起的網絡媒體，卻可以擁有上百人，以至數百人的巨大編制，比起傳統報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新媒體更用「銀彈政策」來向舊媒體挖角，出手令人咋舌。資金來源，令人關注。
有記者向我說，這或許反映特首選舉已經開跑了，我卻答說，特首選舉不值得花上這樣大的投資規模，反而，這是否國內政爭的一個延伸，才更值得關注。不少人都聽過，在個別新崛起的網絡媒體內，有這樣的一個高層訓示，那就是：「梁振英可以罵，但習近平卻不可以罵。」
畢竟，過去10多年香港媒體發展的經驗，讓大家明白，或許搞傳媒在業務上真的無利可圖，但不少人對此卻仍然趨之若鶩，這是因為可以藉着經營媒體，而「leverage」到界外之其他利益。那麼，究竟這些新崛起的網絡媒體，表現如何、專業操守如何、中立性如何，我只能說句「風物長宜放眼量」了。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新聞類別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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