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政府推出全民退保方案的諮詢，最大的敗筆是用上「不論貧富」4個字。
貧窮不是不可提及或羞於啟齒的社會問題。剛剛相反，正視貧窮是面對現實。貧富不均不是可以徹底解決的問題，而是應該接受的現實。美國的開國元勳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歷史文獻《聯邦黨人》（The Federalist）指出，社會由賺錢能力各異的成員組成，無可避免會分化成貧與富。換言之，用《動物農莊》作者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話來說，即使在一個相對地平等的社會，有些人（少數人）也總會比另外一些人（大多數人）「更平等」。
從賺錢為樂到仇富
然而，這不等於說政府應該如此高姿態，近乎不假思索地將社會劃分為貧與富兩大陣營。暗示擁有超過8萬元資產就算是富人固然是荒天下之大謬，更危險的是激化社會的內部矛盾，讓本已存在的仇富情緒加劇。這不可能是政府的諮詢目的，而是在諮詢過程中沒有經深思熟慮產生的「非預期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這並非危言聳聽。一個仇富的社會難以真真正正地富起來，這是連中國共產黨都明白的道理；否則鄧小平不會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影響深遠的「致富光榮論」。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也指出，社會的價值體系有其重要的社會功能，跟經濟的發展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認為，新教徒克勤克儉和不屈不撓的冒險和進取精神，對於資本主義早期在北歐的發展至為重要。社會的基本功能，是創造一個環境，讓人可以心甘情願，甚至甘之如飴地去做群居的動物，互相信任，彼此尊重。人天生自私自利，安分守己地扮演社會分配的角色非其本性，所以「反社會」的種子一旦在他們的心中播下，將後患無窮。
致富本是最老的香港夢，一向以賺錢為樂、賺到錢為榮的香港人為何會對有錢人採取仇視的態度？香港人對富甲一方的商人由出自肺腑的崇拜到咬牙切齒的憎恨，這個社會價值的巨大轉變建基於什麼社會基礎？也許，這一切都是脫韁樓市和地產霸權惹的禍。
在今日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通往大富之路往往由欺詐、剝削、壓迫與巧取豪奪築成。他們天天看到的，不是成功人士透過實踐美德和做了應該做的事情而得到成功（doing well by doing right），而是他們如何嘲笑、踐踏和歪曲這些美德。於是，「無商不奸」和「殺人放火金腰帶」這些一度被貶為反智思想的傳統智慧，在社會再次得到廣泛認可。香港人可以義憤填膺地仇富和恨富，因為他們相信，富人雖然有財有勢，在道德上卻是不如他們的次等人（their moral inferiors）。
愈來愈多人仇富，也反映了社會瀰漫一種絕望的心態。在一個充滿希望與向上流動性的社會，大多數人都有晉身富裕階層的可能甚至合理期望，仇富的情緒又怎會生根？反過來說，倘若富人因制度上的不健全而擁有壓倒性的不公優勢（overwhelming and unfair advantage），使他們的財富可以無止境地以幾何的級數增加，而窮人只有被剝削和奴役的份兒，那仇富的風氣又怎會不蔓延開去？
將窮人的資產上限定於區區8萬元，政府至今無法提供合理解釋。如果這樣做，是為了拉近一般人心目中貧與富的距離，那就是愚不可及的自欺欺人。其實，拉近貧富距離不止是政府的責無旁貸，也是富人的利之所在。全球暢銷書《精神層次：何解社會更公平，人民更好境》（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的兩位作者是社會流行病學教授。他們發現，高度集中於極少數人的財富會對社會產生腐蝕性影響。倘若社會過於貧富懸殊，富人要跟窮人一樣付出代價。
互相猜疑富人活在恐懼中
貧富懸殊的社會缺乏共識，成員彼此互相猜疑。有錢人活在恐懼與焦慮之中，惶惶不可終日。比起財富分配較平均的社會，貧富懸殊的社會在人民的健康、肥胖、教育、濫用藥物、監禁、社會流動、信任、社區生活、暴力、年輕人懷孕和兒童福利各方面，都要面對更複雜、更嚴峻和更難處理的問題。
這會是香港要走的下坡路嗎？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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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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