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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內地的「十二五」規劃，雖然還未全文公布，但海內外輿論根據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公報，已經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解讀，例如沒有寫明GDP增長目標，甚至未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等。但依筆者之見，十二五規劃雖然主要是經濟規劃，但它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外交都影響深遠。
經改重要性超逾開放
在中央制訂十二五規劃時，對世局和國情的判斷出現了幾個轉折性變化：經過海嘯一役，全球市場的萎縮，已經無法容納中國製造業持續增長的產能，以往憑藉低成本勞動力發展的道路已走到盡頭；隨着中國實力增長，與歐美先進國家的矛盾日增，遭到打擊和遏制的風險亦愈來愈大；中國產業要另尋出路，就要擴大內需。因此，未來改革開放雖然還是一面大旗，但改革的重要性已超逾開放，而這個改革不是政制改革，而是經濟增長模式。
「亞洲門羅主義」論興起
在面臨西方遏制戰略的同時，北京已將原來的所謂「戰略機遇期」悄悄修訂為「關鍵時期」。而在中央最為關注的能源、糧食、金融和國土4個國家安全領域中，金融安全被視為風險最大，所以海嘯以來，金融業開放步伐大大放緩，財金、商貿領域對外「接軌」行動也都紛紛叫停，2年後的李克強內閣的財政金融體制可能會大變。
在這一背景下，未來中國的外交方略或會作出調整，如最近中美在貨幣議題上的博弈、中日釣魚島紛爭、中國與北韓關係的全面升溫，都顯示這種端倪。西方輿論已有「亞洲門羅主義」之議，「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是美國於19世紀初的外交政策：即對歐洲列強爭端保持中立，但不容歐洲列強干涉美洲事務。而「亞洲門羅主義」，就是指中國將東亞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既然歐美市場不再是中國的必需，中國不妨「光榮孤立」。
孫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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