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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一生故事，可以讓人領悟的實在太多。上天給他智慧，幸好還給他善良，拿走了他的智慧，他還有善良。
高錕校長2018年9月23日辭世，享年84歲。
金耀基說高錕走了偉大的一生；丘成桐稱他國士無雙；徐立之今天還記得，七年前高錕腦退化病情開始嚴重，在香港大學上台領受榮譽博士學位時，儘管已經不太認得眼前人，但高校長還是讓徐立之握着他一隻手，一起聽讚詞。
智慧、榮譽、疾病、人生，三位學者說高錕，說出了香港科學研究與大學教育的足迹，甜酸苦辣。若說要從高錕一生悟道，患病以後獲諾貝爾獎（2009年），無論得到多少成果，最終還是忘記一切，包括身邊至愛的妻子，治學與人生，如何看透？如金耀基說：「人生如此，人生不可能沒有無奈。」在電話訪問裏，過了八十人生的金耀基，說出了最難說出口的真心話：「或者，也是一種解脫，他已不是（真正的）Charles。」
撰文：冼麗婷
跟高錕一樣，金耀基上世紀70年代初已來中大參與發展大學教育，在高錕主政時擔任了七年副校長，至他退休後的一段時間，高錕與他幾乎每一個月吃一次早餐。他看高錕發明光纖的革命性影響，應在中國四大發明上再加此項。
「公佈他獲諾貝爾獎時，我致電給他，他已不知道自己獲獎是甚麼事情。」高太黃美芸跟金耀基意有所指說：「Charles is gone」。真正的高錕已不存在，作為同事、朋友、人世間一個人，雖然知道高錕一直獲獎無數，若能早一年獲得諾貝爾獎，大家一起慶祝，本該是多難得的事情，可是，搞社會科學的，看着搞自然科學的，病裏不知人間，心裏難過，難見也怕見，「他自己未必知道（情況），但親人、朋友心裏是好難過的。」
吐露港半山姹紫嫣紅開遍，高錕與不少著名學人都走過一條很長的路。他70年代在中大創立電子工程系，後來，文筆瀟灑的著名電機工程學者陳之藩來出任榮譽教授，重情的高錕，2007年腦退化不久，為了聯合書院的活動，還特地跑去陳之藩辦公室與他合影。但到了2009年聯合書院教授們為他獲諾貝爾獎安排宴會之時，他退化的病情已加深，車子到達宴會現場以前，校長突感不安，下車要回家。參與宴會的陳之藩太太童元方，剛巧在路上遇到他，告訴他大家都來要見他了。校長卻一邊走，一邊用普通話說：「我知道啦，我知道啦。」黃美芸只能跟在後面，跟客人說對不起。2012年陳之藩去世，高錕與妻子黃美芸署名的花牌送到靈堂，但他其時可能已經不知故友之事，兩個大學者的最後情誼，只能由兩人的妻子代勞。強調自己是香港人的高錕，1987年至1996年出任中大校長，90年代初面對學制四改三風波，金耀基形容為中大創校以來最大的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高錕以他的眼界，想出以彈性學分制的方法，讓學生自由選擇三年內，或是三年半或更長時間，完成126學分。當時引起師生的對抗及抨擊，學生對他做過的過火行為，包括把抗議信放在吹脹了的「安全套」當眾呈給他，但寬容的高錕，都不介懷，金耀基說：「他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對任何行為都寬容。」
高錕在金耀基眼中是一個純真的人，校內一切風波，連同因邀請他出任政協而起的委屈，當時他無所謂，今天，對他更不重要了。金耀基在2009年《明報月刊》「高錕的笑容」寫了一筆真實的高錕：「有同事跟我說，他從未見過高校長生氣，問我高校長是否從不會生氣？說真的，在香港做大學校長，能不對有的事、有的人、有的現象不生氣嗎？Charles的容忍量是超級的，但他是會生氣的！」
殖民地年代到回歸以後，在香港當大學校長從來不容易。2011年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在8.18事件受過激烈批評的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在電郵跟記者談高錕印象，當過校長的人，還是難忘校政不平事。
「當年中大學制四年改為三年，高校長正是一校之長，成為中大罪人，備受師生校友責罵，還被認為是他出賣了中大，在工程學院，也受盡委屈。後來他獲頒諾貝爾獎，頓時又成為英雄，無論電子工程學系或工程學院周年慶祝時，都大大稱讚高校長的遠見。我自80年代底、90年代初開始與高校長不時會面，他從不提起過去的遭遇和折磨。」
高錕這個人，從70年代開始在英美科學界獲獎無數，會把獎盃放在家裏盛火柴盒，遲來的諾貝爾獎，當然沒能改變他，一個世界大獎能改變的，只是世人對他的眼光。偉大人物遇到的挫折比常人更多更大，一點不出奇，如果要細數委屈，只能變成是非。人生得失，賢愚千載，記者問也是科學學者的徐立之，看高錕的經歷，他能學到一點甚麼嗎？他回答說：
「從高校長的遭遇，學會了得而不喜、失而不憂，凡事莫強求，有好東西，必定有人會欣賞。有能力的時候，做多一點有用的事情，多多照顧身邊的人。」在中大畢業後走上研究之路的徐立之，有人認為拙於辭令的他，在基因研究方面也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
天才如常人，從來都有強弱兩面，徐立之評價高錕是有高度智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但不擅辭令，廣東話更不靈光。金耀基曾跟高錕說笑：「Charles，你對communications最大貢獻是光纖，但跟人的溝通上，是很一般。」說起來，有時候，很多人甚至不太明白高錕在說甚麼的，尤其當他說廣東話時候。可是，見了他，卻又很喜歡他，都很願意幫忙中大。如金耀基說，高錕說話是跳躍式的，但他不同意這是科學家的特性，比如，他所見的另一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說話好清楚，太清楚，就是別人對他說過的話，他都弄得很清楚。
另一個以往訪問時會主動提起高錕的人，是哈佛講座教授、中大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高校長患病時，我不知情。到他病深時，已難交流。高太和高校長一樣偉大，花了這麼多工夫照顧高校長。」丘成桐同樣透過電郵跟記者談了一點對高錕辭世的感受。「無論如何，我們香港人以他和崔琦得獎為傲。高校長可謂國士無雙，我們永遠懷念他！」
國士無雙，出自蕭何對韓信的評價。在一個聚集頂尖人物的圈子裏，到底是做大事做好事還是不成事，要看人心裏為公還是為私，服眾的領袖，要有方向而非跟人較高低。高錕的自傳，就記載了他早在半世紀前的想法：「我1966年便認為，要把光纖通訊系統發揚光大，非有大量人才投入不可」，他懂得找對的方向，而且心裏容得下賢才。
高錕校長2018年9月23日辭世，享年84歲。
金耀基說高錕走了偉大的一生；丘成桐稱他國士無雙；徐立之今天還記得，七年前高錕腦退化病情開始嚴重，在香港大學上台領受榮譽博士學位時，儘管已經不太認得眼前人，但高校長還是讓徐立之握着他一隻手，一起聽讚詞。
智慧、榮譽、疾病、人生，三位學者說高錕，說出了香港科學研究與大學教育的足迹，甜酸苦辣。若說要從高錕一生悟道，患病以後獲諾貝爾獎（2009年），無論得到多少成果，最終還是忘記一切，包括身邊至愛的妻子，治學與人生，如何看透？如金耀基說：「人生如此，人生不可能沒有無奈。」在電話訪問裏，過了八十人生的金耀基，說出了最難說出口的真心話：「或者，也是一種解脫，他已不是（真正的）Charles。」
撰文：冼麗婷
跟高錕一樣，金耀基上世紀70年代初已來中大參與發展大學教育，在高錕主政時擔任了七年副校長，至他退休後的一段時間，高錕與他幾乎每一個月吃一次早餐。他看高錕發明光纖的革命性影響，應在中國四大發明上再加此項。
「公佈他獲諾貝爾獎時，我致電給他，他已不知道自己獲獎是甚麼事情。」高太黃美芸跟金耀基意有所指說：「Charles is gone」。真正的高錕已不存在，作為同事、朋友、人世間一個人，雖然知道高錕一直獲獎無數，若能早一年獲得諾貝爾獎，大家一起慶祝，本該是多難得的事情，可是，搞社會科學的，看着搞自然科學的，病裏不知人間，心裏難過，難見也怕見，「他自己未必知道（情況），但親人、朋友心裏是好難過的。」
吐露港半山姹紫嫣紅開遍，高錕與不少著名學人都走過一條很長的路。他70年代在中大創立電子工程系，後來，文筆瀟灑的著名電機工程學者陳之藩來出任榮譽教授，重情的高錕，2007年腦退化不久，為了聯合書院的活動，還特地跑去陳之藩辦公室與他合影。但到了2009年聯合書院教授們為他獲諾貝爾獎安排宴會之時，他退化的病情已加深，車子到達宴會現場以前，校長突感不安，下車要回家。參與宴會的陳之藩太太童元方，剛巧在路上遇到他，告訴他大家都來要見他了。校長卻一邊走，一邊用普通話說：「我知道啦，我知道啦。」黃美芸只能跟在後面，跟客人說對不起。2012年陳之藩去世，高錕與妻子黃美芸署名的花牌送到靈堂，但他其時可能已經不知故友之事，兩個大學者的最後情誼，只能由兩人的妻子代勞。強調自己是香港人的高錕，1987年至1996年出任中大校長，90年代初面對學制四改三風波，金耀基形容為中大創校以來最大的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高錕以他的眼界，想出以彈性學分制的方法，讓學生自由選擇三年內，或是三年半或更長時間，完成126學分。當時引起師生的對抗及抨擊，學生對他做過的過火行為，包括把抗議信放在吹脹了的「安全套」當眾呈給他，但寬容的高錕，都不介懷，金耀基說：「他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對任何行為都寬容。」
高錕在金耀基眼中是一個純真的人，校內一切風波，連同因邀請他出任政協而起的委屈，當時他無所謂，今天，對他更不重要了。金耀基在2009年《明報月刊》「高錕的笑容」寫了一筆真實的高錕：「有同事跟我說，他從未見過高校長生氣，問我高校長是否從不會生氣？說真的，在香港做大學校長，能不對有的事、有的人、有的現象不生氣嗎？Charles的容忍量是超級的，但他是會生氣的！」
殖民地年代到回歸以後，在香港當大學校長從來不容易。2011年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在8.18事件受過激烈批評的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在電郵跟記者談高錕印象，當過校長的人，還是難忘校政不平事。
「當年中大學制四年改為三年，高校長正是一校之長，成為中大罪人，備受師生校友責罵，還被認為是他出賣了中大，在工程學院，也受盡委屈。後來他獲頒諾貝爾獎，頓時又成為英雄，無論電子工程學系或工程學院周年慶祝時，都大大稱讚高校長的遠見。我自80年代底、90年代初開始與高校長不時會面，他從不提起過去的遭遇和折磨。」
高錕這個人，從70年代開始在英美科學界獲獎無數，會把獎盃放在家裏盛火柴盒，遲來的諾貝爾獎，當然沒能改變他，一個世界大獎能改變的，只是世人對他的眼光。偉大人物遇到的挫折比常人更多更大，一點不出奇，如果要細數委屈，只能變成是非。人生得失，賢愚千載，記者問也是科學學者的徐立之，看高錕的經歷，他能學到一點甚麼嗎？他回答說：
「從高校長的遭遇，學會了得而不喜、失而不憂，凡事莫強求，有好東西，必定有人會欣賞。有能力的時候，做多一點有用的事情，多多照顧身邊的人。」在中大畢業後走上研究之路的徐立之，有人認為拙於辭令的他，在基因研究方面也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
天才如常人，從來都有強弱兩面，徐立之評價高錕是有高度智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但不擅辭令，廣東話更不靈光。金耀基曾跟高錕說笑：「Charles，你對communications最大貢獻是光纖，但跟人的溝通上，是很一般。」說起來，有時候，很多人甚至不太明白高錕在說甚麼的，尤其當他說廣東話時候。可是，見了他，卻又很喜歡他，都很願意幫忙中大。如金耀基說，高錕說話是跳躍式的，但他不同意這是科學家的特性，比如，他所見的另一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說話好清楚，太清楚，就是別人對他說過的話，他都弄得很清楚。
另一個以往訪問時會主動提起高錕的人，是哈佛講座教授、中大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高校長患病時，我不知情。到他病深時，已難交流。高太和高校長一樣偉大，花了這麼多工夫照顧高校長。」丘成桐同樣透過電郵跟記者談了一點對高錕辭世的感受。「無論如何，我們香港人以他和崔琦得獎為傲。高校長可謂國士無雙，我們永遠懷念他！」
國士無雙，出自蕭何對韓信的評價。在一個聚集頂尖人物的圈子裏，到底是做大事做好事還是不成事，要看人心裏為公還是為私，服眾的領袖，要有方向而非跟人較高低。高錕的自傳，就記載了他早在半世紀前的想法：「我1966年便認為，要把光纖通訊系統發揚光大，非有大量人才投入不可」，他懂得找對的方向，而且心裏容得下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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