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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金庸逝世之滄海逍遙】
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人認識金庸這個名字；甚至沒有中國人的地方，老外也知道金庸。以下兩位金庸迷，視「金學」為終身研究課題，出書公開心得。二人身處年代不同；分別來自中、港；各自在思想封閉與自由的地方成長；領悟與研究角度不一，卻都對金庸有種近乎宗教式的迷戀，在讀圖世代奔走宣揚「金庸不厭百回讀」。
記者︰鄭天儀
《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主編鄭政恆：「沒有香港 沒有金庸」
已故作家羅孚曾經寫道：「如果沒有香港，沒有金庸。」
八十後的香港仔鄭政恆，九十年代開始看金庸，在互聯網尚未發達的年代，一本又一本捧着刨，他慨嘆如今金庸小說的讀者數目已不如昔，研究金庸亦由八、九十年代的高峯期由盛轉衰，但無礙他進深，以不同角度了解金庸的小說世界。2016年他便編輯《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一書，搜羅了單篇論文、文集、雜誌及網絡文章，嘗試梳理中港台及海外的金學評論發展歷程。「坊間一直不乏金庸的評論集，但未發現有由香港角度出發的著作。」鄭政恆說。
「如果金庸在另一個環境，就不會有他這種寫法，無這種寫法就不會有這種影響力或成就，作為一個殖民地空間，可以有空間思考權力對人的影響。」鄭政恆認為，金庸的小說反映香港的內在文化及時代轉變。特別是如果金庸一直留在中國大陸，就寫不成《笑傲江湖》。「正因為在香港看着中國大陸的轉變，才可以創造任我行、東方不敗、令狐沖這類體制以外，望着體制以內的角色。」亦因為金庸處於較自由的殖民香港，他才可以在小說裏隱含社會課題與政治信息，包括身份認同、民族大義、父權主義崩潰甚至兩性關係。「金庸在獨特的城市，孕育獨特的作品。他的作品隱藏了對中國和港英殖民統治，以至香港人身份的複雜態度。」
當年著名報人羅孚編輯《海光文藝》（1966年創刊），為了打響招牌，就請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化名佟碩之，撰寫長文《金庸梁羽生合論》，這篇新派武俠小說研究的重要文獻記錄在《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一書。金庸武俠小說呈現的殖民處境、從《碧血劍》看出政治意味、《鹿鼎記》展現的香港殖民處境，嘗試在文化角度看金庸小說的哲理內涵。
鄭政恆說，金庸小說是他的文學啟蒙。金庸的魅力在於文字，他提升人們閱讀中文的興趣，甚至成為華人的集體共同語言。金庸小說已經有英、日等外語譯本，多次被搬上銀幕，甚至產生了動畫、漫畫、電腦及網上遊戲等次文化改編，名揚四海，落在不同人手上開不同的花結不同的果，「像有種永恒的生命力。」
內地金學第一人陳墨：「江湖原來不是我想的狹隘」
「過去我唸大學中文系的時候絕不看武俠小說，覺得俗文學是文字垃圾，金庸完全改變我的文學觀念和認知方式。」58歲的陳墨，回帶時坦承最初看不起武俠小說，只因朋友推薦、盛情難卻無意間闖入了江湖。「那是盜版的《射鵰英雄傳》，我揭了一頁就回不了頭，一夜之間十幾個小時，從早讀到夜再由夜讀到早沒有放下過，江湖原來不是我想的狹隘。」1985年的暑假，改變了陳墨的一生，他花了五年放空只讀武俠小說，狂看金庸、研究金庸，連內地偽金庸的作品都不放過，寫了幾部金庸小說研究系列後聲名大噪，被喻為內地金學第一人。以往有金庸出席的公開場合總會見到他，與本尊單對單促膝詳談也試過兩三次，包括一次在杭州與金庸吃宵夜聊天。
單是他最愛的金庸作品《天龍八部》陳墨就讀了至少廿遍，「讀了廿次以後大概覺得差不多讀明白，但是否真正明白到精妙處我還不敢肯定。」金庸作品他滾瓜爛熟，陳墨曾提出過楊過最愛的其實是郭芙，金庸笑說其功夫深。或許，粉絲比偶像更了解偶像，有些解讀，甚至連金庸自己也從沒想到。「我說《天龍八部》段譽的原型，很像佛祖釋迦牟尼，一個是大理國王子，一個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王子，他們都想擺脫不由自主而出走皇宮，走向苦難的人世間。金庸先生聽罷，說自己沒想到過這點。」回想與金庸的交流，陳墨每個細節都記得清楚。
陳墨回憶，1949至80年代所有武俠小說都不能進內地，一直至80年代初期。「金庸故鄉杭州開了《武林》雜誌，開始連載小說，然後開始盜版，1994年北京三聯書店合法出版金庸小說，才進入了大陸。」內地認為文藝都附有教育功能，「娛樂作用」的俗小說是大逆不道，絕不能登大雅之堂。但陳墨卻認為，金庸小說之與眾不同是它並非一味地追求奇和怪，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內在的味與道，例如《射鵰英雄傳》根本就是最好的國民教育教科書。
「郭靖的小學老師是江南七怪，把他折騰得半死但長進很少；他的中學老師是全真七子的馬鈺，寓教於樂，使他在短暫時間內有很高的長進；他大學老師是洪七公，因材施教使他突破自己。」陳墨認為，金庸表達了他一套完整的教育理念，也透過郭靖的學習過程滲透求學大理道：「成才都離不開最艱苦的訓練，不像其他武俠小說，主角吃了神奇丹藥就刀槍不入、武功突發猛進。」
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的「新派武俠小說」在港、台和海外地區從五十年代初期已蔚然成風，影響極大，但尚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封閉與禁錮當中的內地，卻是禁忌。陳墨憶述，文革後當社會漸開放，香港的金庸與台灣的瓊瑤就突然成了扭曲的人精神食糧，尤其是虛實交融的武俠小說，成為毫無安全感的人的止痛藥，金庸小說成為他們思想上逃避現實的文字桃花源，誰不想在自己的幻想中有俠義的救星？
「我當時面臨一個矛盾，根據我的文學理論概念金庸是不值得看的；但根據我的經驗，金庸非常好看。」他認為金庸作品比其他的文學經典名著一點都不差，甚至離經叛道的認為，比《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中國四大名著還要好多了。那時，在內地無論是學者或是普通讀者，還未有多少人肯在公眾場合、文字書面上直言承認金庸小說價值，敢於逆「文學正統」權威而上，他的明志需要勇氣與膽識。陳墨記得，一次文學研討會上，有位權威的學者問他對金庸小說的看法，他衝口而出：「比我們剛才談論的小說都要好。」那學者大吃一驚說：「我也這樣想但從來不敢跟人說。」二人恍如在茫茫宇宙找到失落的知音，滔滔不絕的談金庸。「金庸小說是俗極而雅，又大雅若俗的故事，是成人的童話故事。」陳墨甜滋滋的說。
金庸在內地經歷過戰亂人禍，1948年移居香港。「他經歷過痛苦人生的過程，故根據理想對應於現實出現的反差，體現在他的小說中。」陳墨認為《笑傲江湖》便寫出金庸看權力對人的腐蝕，「若沒有合理的權力結構，權力就會把人帶上災難，這是金庸他對當時寫作時代大陸文革一個陰影和直覺的反應。因為他白天要寫《明報》社論批評文革，晚上寫武俠小說時很自然的由左手流到右手，把民主自由的政治觀念和對良好政治的一種嚮往，投射於文字世界。」陳墨認為，《笑傲江湖》日月神教的儀式，跟文革的儀式很相似；《鹿鼎記》描寫神龍教培養年輕人兵團，根本就是在諷刺與批評紅衞兵。
從一個狂熱的金庸迷，轉變成冷靜學人，陳墨學著作為一個批評家，要對研究對象公正持平。評寫金庸的過程使陳墨對學習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陸的學習傳統是學習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沒有人會叫我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感覺，並有勇氣說出對文學現象或作品的看法，但金庸的小說卻讓我有了這個想法和勇氣。」
見過金庸、近距離交流，陳墨也不是沒有遺憾。「我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五六年前沒有跟金庸做口述歷史。」他認為現世金庸的研究並沒有到達很高的水平，有待年輕人在前人基礎上為金庸小說創造一種度量衡和文學框架。「一代又一代過去，人們仍然會記住韋小寶、岳不群、令孤沖、郭靖、黃蓉……」陳墨說。
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人認識金庸這個名字；甚至沒有中國人的地方，老外也知道金庸。以下兩位金庸迷，視「金學」為終身研究課題，出書公開心得。二人身處年代不同；分別來自中、港；各自在思想封閉與自由的地方成長；領悟與研究角度不一，卻都對金庸有種近乎宗教式的迷戀，在讀圖世代奔走宣揚「金庸不厭百回讀」。
記者︰鄭天儀
《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主編鄭政恆：「沒有香港 沒有金庸」
已故作家羅孚曾經寫道：「如果沒有香港，沒有金庸。」
八十後的香港仔鄭政恆，九十年代開始看金庸，在互聯網尚未發達的年代，一本又一本捧着刨，他慨嘆如今金庸小說的讀者數目已不如昔，研究金庸亦由八、九十年代的高峯期由盛轉衰，但無礙他進深，以不同角度了解金庸的小說世界。2016年他便編輯《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一書，搜羅了單篇論文、文集、雜誌及網絡文章，嘗試梳理中港台及海外的金學評論發展歷程。「坊間一直不乏金庸的評論集，但未發現有由香港角度出發的著作。」鄭政恆說。
「如果金庸在另一個環境，就不會有他這種寫法，無這種寫法就不會有這種影響力或成就，作為一個殖民地空間，可以有空間思考權力對人的影響。」鄭政恆認為，金庸的小說反映香港的內在文化及時代轉變。特別是如果金庸一直留在中國大陸，就寫不成《笑傲江湖》。「正因為在香港看着中國大陸的轉變，才可以創造任我行、東方不敗、令狐沖這類體制以外，望着體制以內的角色。」亦因為金庸處於較自由的殖民香港，他才可以在小說裏隱含社會課題與政治信息，包括身份認同、民族大義、父權主義崩潰甚至兩性關係。「金庸在獨特的城市，孕育獨特的作品。他的作品隱藏了對中國和港英殖民統治，以至香港人身份的複雜態度。」
當年著名報人羅孚編輯《海光文藝》（1966年創刊），為了打響招牌，就請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化名佟碩之，撰寫長文《金庸梁羽生合論》，這篇新派武俠小說研究的重要文獻記錄在《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一書。金庸武俠小說呈現的殖民處境、從《碧血劍》看出政治意味、《鹿鼎記》展現的香港殖民處境，嘗試在文化角度看金庸小說的哲理內涵。
鄭政恆說，金庸小說是他的文學啟蒙。金庸的魅力在於文字，他提升人們閱讀中文的興趣，甚至成為華人的集體共同語言。金庸小說已經有英、日等外語譯本，多次被搬上銀幕，甚至產生了動畫、漫畫、電腦及網上遊戲等次文化改編，名揚四海，落在不同人手上開不同的花結不同的果，「像有種永恒的生命力。」
內地金學第一人陳墨：「江湖原來不是我想的狹隘」
「過去我唸大學中文系的時候絕不看武俠小說，覺得俗文學是文字垃圾，金庸完全改變我的文學觀念和認知方式。」58歲的陳墨，回帶時坦承最初看不起武俠小說，只因朋友推薦、盛情難卻無意間闖入了江湖。「那是盜版的《射鵰英雄傳》，我揭了一頁就回不了頭，一夜之間十幾個小時，從早讀到夜再由夜讀到早沒有放下過，江湖原來不是我想的狹隘。」1985年的暑假，改變了陳墨的一生，他花了五年放空只讀武俠小說，狂看金庸、研究金庸，連內地偽金庸的作品都不放過，寫了幾部金庸小說研究系列後聲名大噪，被喻為內地金學第一人。以往有金庸出席的公開場合總會見到他，與本尊單對單促膝詳談也試過兩三次，包括一次在杭州與金庸吃宵夜聊天。
單是他最愛的金庸作品《天龍八部》陳墨就讀了至少廿遍，「讀了廿次以後大概覺得差不多讀明白，但是否真正明白到精妙處我還不敢肯定。」金庸作品他滾瓜爛熟，陳墨曾提出過楊過最愛的其實是郭芙，金庸笑說其功夫深。或許，粉絲比偶像更了解偶像，有些解讀，甚至連金庸自己也從沒想到。「我說《天龍八部》段譽的原型，很像佛祖釋迦牟尼，一個是大理國王子，一個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王子，他們都想擺脫不由自主而出走皇宮，走向苦難的人世間。金庸先生聽罷，說自己沒想到過這點。」回想與金庸的交流，陳墨每個細節都記得清楚。
陳墨回憶，1949至80年代所有武俠小說都不能進內地，一直至80年代初期。「金庸故鄉杭州開了《武林》雜誌，開始連載小說，然後開始盜版，1994年北京三聯書店合法出版金庸小說，才進入了大陸。」內地認為文藝都附有教育功能，「娛樂作用」的俗小說是大逆不道，絕不能登大雅之堂。但陳墨卻認為，金庸小說之與眾不同是它並非一味地追求奇和怪，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內在的味與道，例如《射鵰英雄傳》根本就是最好的國民教育教科書。
「郭靖的小學老師是江南七怪，把他折騰得半死但長進很少；他的中學老師是全真七子的馬鈺，寓教於樂，使他在短暫時間內有很高的長進；他大學老師是洪七公，因材施教使他突破自己。」陳墨認為，金庸表達了他一套完整的教育理念，也透過郭靖的學習過程滲透求學大理道：「成才都離不開最艱苦的訓練，不像其他武俠小說，主角吃了神奇丹藥就刀槍不入、武功突發猛進。」
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的「新派武俠小說」在港、台和海外地區從五十年代初期已蔚然成風，影響極大，但尚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封閉與禁錮當中的內地，卻是禁忌。陳墨憶述，文革後當社會漸開放，香港的金庸與台灣的瓊瑤就突然成了扭曲的人精神食糧，尤其是虛實交融的武俠小說，成為毫無安全感的人的止痛藥，金庸小說成為他們思想上逃避現實的文字桃花源，誰不想在自己的幻想中有俠義的救星？
「我當時面臨一個矛盾，根據我的文學理論概念金庸是不值得看的；但根據我的經驗，金庸非常好看。」他認為金庸作品比其他的文學經典名著一點都不差，甚至離經叛道的認為，比《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中國四大名著還要好多了。那時，在內地無論是學者或是普通讀者，還未有多少人肯在公眾場合、文字書面上直言承認金庸小說價值，敢於逆「文學正統」權威而上，他的明志需要勇氣與膽識。陳墨記得，一次文學研討會上，有位權威的學者問他對金庸小說的看法，他衝口而出：「比我們剛才談論的小說都要好。」那學者大吃一驚說：「我也這樣想但從來不敢跟人說。」二人恍如在茫茫宇宙找到失落的知音，滔滔不絕的談金庸。「金庸小說是俗極而雅，又大雅若俗的故事，是成人的童話故事。」陳墨甜滋滋的說。
金庸在內地經歷過戰亂人禍，1948年移居香港。「他經歷過痛苦人生的過程，故根據理想對應於現實出現的反差，體現在他的小說中。」陳墨認為《笑傲江湖》便寫出金庸看權力對人的腐蝕，「若沒有合理的權力結構，權力就會把人帶上災難，這是金庸他對當時寫作時代大陸文革一個陰影和直覺的反應。因為他白天要寫《明報》社論批評文革，晚上寫武俠小說時很自然的由左手流到右手，把民主自由的政治觀念和對良好政治的一種嚮往，投射於文字世界。」陳墨認為，《笑傲江湖》日月神教的儀式，跟文革的儀式很相似；《鹿鼎記》描寫神龍教培養年輕人兵團，根本就是在諷刺與批評紅衞兵。
從一個狂熱的金庸迷，轉變成冷靜學人，陳墨學著作為一個批評家，要對研究對象公正持平。評寫金庸的過程使陳墨對學習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陸的學習傳統是學習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沒有人會叫我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感覺，並有勇氣說出對文學現象或作品的看法，但金庸的小說卻讓我有了這個想法和勇氣。」
見過金庸、近距離交流，陳墨也不是沒有遺憾。「我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五六年前沒有跟金庸做口述歷史。」他認為現世金庸的研究並沒有到達很高的水平，有待年輕人在前人基礎上為金庸小說創造一種度量衡和文學框架。「一代又一代過去，人們仍然會記住韋小寶、岳不群、令孤沖、郭靖、黃蓉……」陳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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