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代表美國基金公司FGH的御用大律師彭力克在聆訊中曾表示，若香港選擇由「有限度豁免」回到「絕對豁免」，是回到「黑暗的法律年代」（the Legal Dark Ages） ，破壞《基本法》所保障的重要利益和根本價值。有法律學者亦擔憂，給予主權國「絕對豁免」，會矮化香港法院地位，令外國營商者憂慮難以在香港追債，影響香港營商環境。
對於彭力克的觀點，終院3名法官亦同意給予個別機關絕對豁免權，等同剝奪了其他人到法院尋求濟助的權利，但認為只要有關豁免權合法合理，並不違反人權。
「外國可追的錢 港或追不到」
事實上，特區政府在回歸前已經有計劃通過本地立法確立「有限度豁免」的法定地位，正式引入英國1978年訂立的《國家豁免法案》（State Immunity Act）。1996年，當時的憲制事務科表示計劃為此立法，並交予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研究，但到了1997年3月，憲制事務科就表示，聯絡小組基於中央政府對主權的關注，有關工作無法進展。
香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表示，今次終審法院主動呈請人大釋法，變相矮化香港法院，影響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解釋，在外國營商者眼中，香港法院權力將會遜於外國法院，「在外國追到的錢，在本港有機會追不到，影響他們來港做生意的意欲」。
「絕對豁免權」或變「王牌」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亦表示，擔心日後有涉及國家資金的公司會以「絕對豁免權」作「王牌」，「輸打贏要」，逃避法律責任，期望人大能狹義解釋何謂外交、國防及國家行為。
有研究本案判辭的武漢大學國際法專家易顯河教授認為，即使有絕對國家豁免權，受害人仍有其他方法追討賠償，如通過行政、外交手段，又強調有時處理涉及外交事務時，法律途徑還不如其他途徑靈活，「中國已有好多千年歷史，它一直是採取這種絕對豁免的態度，事情也還可以，所以我覺得這個絕對豁免權，並不一定意味天要塌下來這樣」。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說，看不到國家企業的行為是國家行為，但指日後可在人大常委會會議表達此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