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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作為一種情緒,恐懼從不受理性的主宰,而對恐懼的反應,基於個人或群體的成長、經驗及記憶而有不同的表現,現今香港社會正陷入集體恐懼的迷思。這份集體恐懼,沿於自身優越感的失落,對周遭的人和事,起了難以磨滅的疑心。不論是咖啡店餐牌上的字體、住屋的需求、遊客的多寡,令我們有如驚弓之鳥。曾幾何時,香港人固有的自信心,亦消失殆盡。
回想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本建基於五六十年代因戰亂而南移的資金與生產技術,與本土的人力及地理環境相輔相成,打穩了香港發展的基石,亦豐富了香港作為殖民地的自身價值。長久以來,正因我們在夾縫中成長,明白對本土及外來文化兼容並蓄、融會貫通的重要,過程中強化香港的適應力與靈活性,每當危機來臨時,均能化險為夷。
近年,不論在媒體報道甚或坊間討論,充斥着「分裂族群」、「官民對立」等慣性的政治修辭,以狹隘的二元對立為主導。從古到今,族群本不是一個恆久不變的固體,因應環境的變遷、文化的交流等而不斷演化。故步自封、一成不變的族群,相信早已湮沒在歷史當中,更遑論「分裂」與「對立」。
訴諸權威
恐懼的產生,最常見的後果是訴諸於權威。這個過程亦需不斷重複,甚或以偏概全,甚或危言聳聽,讓恐懼侵蝕理性。我們的固有視野,亦被權威的隻字片言所取代,以換取頃刻間的慰藉。這亦是「洗腦」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從遏止「雙非」到國民教育的引進,新政府亦不曾以恐懼為經,權威為緯,以達施政的目的。反而看到官員對這種集體恐懼的體諒而作出退讓。
請勿忘記,你我曾是世上最靈活自信的一群。願剩下的理性,能化作包容、融和分歧的勇氣。
作者是理大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回想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本建基於五六十年代因戰亂而南移的資金與生產技術,與本土的人力及地理環境相輔相成,打穩了香港發展的基石,亦豐富了香港作為殖民地的自身價值。長久以來,正因我們在夾縫中成長,明白對本土及外來文化兼容並蓄、融會貫通的重要,過程中強化香港的適應力與靈活性,每當危機來臨時,均能化險為夷。
近年,不論在媒體報道甚或坊間討論,充斥着「分裂族群」、「官民對立」等慣性的政治修辭,以狹隘的二元對立為主導。從古到今,族群本不是一個恆久不變的固體,因應環境的變遷、文化的交流等而不斷演化。故步自封、一成不變的族群,相信早已湮沒在歷史當中,更遑論「分裂」與「對立」。
訴諸權威
恐懼的產生,最常見的後果是訴諸於權威。這個過程亦需不斷重複,甚或以偏概全,甚或危言聳聽,讓恐懼侵蝕理性。我們的固有視野,亦被權威的隻字片言所取代,以換取頃刻間的慰藉。這亦是「洗腦」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從遏止「雙非」到國民教育的引進,新政府亦不曾以恐懼為經,權威為緯,以達施政的目的。反而看到官員對這種集體恐懼的體諒而作出退讓。
請勿忘記,你我曾是世上最靈活自信的一群。願剩下的理性,能化作包容、融和分歧的勇氣。
作者是理大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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