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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梁振英上任不足百日，已先後叫停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暫緩自由行旅客一簽多行，以及嚴打北區水貨客，他更多次在傳媒面前表明心迹，一旦遇到中港矛盾，必定會「企喺香港人一邊」。可是，反對香港與內地合作的聲音，不但沒有消弭，反而愈來愈有市場。一些「梁粉」因此紛紛在報章撰文，指這是一批反中亂港分子意圖「去中國化」、乃至尋求「港獨」的結果。筆者認為，這種上綱上線的指控，存在嚴重誤判。
近10多年來，因內地經濟火速崛起，香港GDP水漲船高，但同時亦出現了嚴重的分配不均。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任7年以來，一直主張透過「滴流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便能使香港各階層共用經濟成果，依照這個源於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香港政府要做的便只是吸引更多內地人來港投資、消費、多花錢，以及鼓勵本港工商及專業界別前往內地開拓商機，把餅做大。
然而實踐下來，如今在不少香港人心目中，與內地合作卻只意味了高樓價、高租金、高通脹，普羅市民的收入多年來原地踏步；香港企業在內地開展各項投資，固然為一批企業所有者和高級管理層帶來更高利潤和收入，但隨着這批企業中低層僱員的當地化（即毋須再由港人北上，而直接在當地招聘），港企內進如何再能夠為香港新一代擴闊出路，即是一個急待回答的問號。曾蔭權本人亦在今年6月任內最後一次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首次承認，滴流效應未有發揮預期效果。至於梁振英，在競選之時大聲疾呼要改變這種格局，但百天下來，小市民感受到的卻剛好相反，被謔稱為梁振英不信任度指數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一再破頂。
要回應市民對兩地進一步合作的質疑，政府要做的是對症下藥，審視各個政策領域，務求令本港各個階層都可在兩地合作中提升生活質素。近期透過行政手段，限制雙非、水貨客，無疑可收一時之效，但其引發的負面效應，包括內地網民對香港愈益負面的看法，我們又豈可不察呢？作為政策制訂者，政府理應更系統地分析和開誠布公，清晰地告訴廣大市民，政府所推行的合作政策，是如何可以令多數人受益，而非只是一群旁觀者甚至受損。
將反對者都打成敵人
不利理性討論
以近期熱烘烘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爭議為例，政府一直向市民推銷，這是一個解決香港住屋問題的大計。但根據政府的最後階段諮詢檔，整個發展區的收地開支預計超過400億，涉及土地面積達到787公頃，2022年才有首批單位落成。教人驚訝的是，整個發展區內擬建的公營房屋單位數目卻只有區區2萬多個，以現在政府每年興建1.5萬個公屋的目標計，這個耗資龐大、籌備經年的發展區，只能應付一年多的建屋需要，更遑論安置公屋輪候冊上18萬個申請個案！政府的說詞，焉能令人信服呢？事實上，若政府認為這個規劃其實包括要預留更多用地以發展新的商業中心，創造更多本地的就業機會，哪怕是售賣日用品給內地遊客的「橋頭經濟」，特區政府便應盡快詳細說明細節，令市民明白這是一個機遇而非威脅，進而回應市民提出的生態、鄉郊發展的議題，這樣應能較好的帶領社會思考如何面對香港發展轉型的挑戰，而不是空洞的單叫市民對政府投以信任一票。
筆者認為，大多數港人是明白香港與內地高度依存這不爭的歷史事實，香港目前出現強烈的反對兩地合作的聲音，乃是過去十多年來社會分配失效累積下來的後果，疏導必須從源頭做起，若一味上綱上線，將反對者都打成敵人，不利理性討論，更不利實現特首提倡的大和解。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近10多年來，因內地經濟火速崛起，香港GDP水漲船高，但同時亦出現了嚴重的分配不均。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任7年以來，一直主張透過「滴流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便能使香港各階層共用經濟成果，依照這個源於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香港政府要做的便只是吸引更多內地人來港投資、消費、多花錢，以及鼓勵本港工商及專業界別前往內地開拓商機，把餅做大。
然而實踐下來，如今在不少香港人心目中，與內地合作卻只意味了高樓價、高租金、高通脹，普羅市民的收入多年來原地踏步；香港企業在內地開展各項投資，固然為一批企業所有者和高級管理層帶來更高利潤和收入，但隨着這批企業中低層僱員的當地化（即毋須再由港人北上，而直接在當地招聘），港企內進如何再能夠為香港新一代擴闊出路，即是一個急待回答的問號。曾蔭權本人亦在今年6月任內最後一次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首次承認，滴流效應未有發揮預期效果。至於梁振英，在競選之時大聲疾呼要改變這種格局，但百天下來，小市民感受到的卻剛好相反，被謔稱為梁振英不信任度指數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一再破頂。
要回應市民對兩地進一步合作的質疑，政府要做的是對症下藥，審視各個政策領域，務求令本港各個階層都可在兩地合作中提升生活質素。近期透過行政手段，限制雙非、水貨客，無疑可收一時之效，但其引發的負面效應，包括內地網民對香港愈益負面的看法，我們又豈可不察呢？作為政策制訂者，政府理應更系統地分析和開誠布公，清晰地告訴廣大市民，政府所推行的合作政策，是如何可以令多數人受益，而非只是一群旁觀者甚至受損。
將反對者都打成敵人
不利理性討論
以近期熱烘烘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爭議為例，政府一直向市民推銷，這是一個解決香港住屋問題的大計。但根據政府的最後階段諮詢檔，整個發展區的收地開支預計超過400億，涉及土地面積達到787公頃，2022年才有首批單位落成。教人驚訝的是，整個發展區內擬建的公營房屋單位數目卻只有區區2萬多個，以現在政府每年興建1.5萬個公屋的目標計，這個耗資龐大、籌備經年的發展區，只能應付一年多的建屋需要，更遑論安置公屋輪候冊上18萬個申請個案！政府的說詞，焉能令人信服呢？事實上，若政府認為這個規劃其實包括要預留更多用地以發展新的商業中心，創造更多本地的就業機會，哪怕是售賣日用品給內地遊客的「橋頭經濟」，特區政府便應盡快詳細說明細節，令市民明白這是一個機遇而非威脅，進而回應市民提出的生態、鄉郊發展的議題，這樣應能較好的帶領社會思考如何面對香港發展轉型的挑戰，而不是空洞的單叫市民對政府投以信任一票。
筆者認為，大多數港人是明白香港與內地高度依存這不爭的歷史事實，香港目前出現強烈的反對兩地合作的聲音，乃是過去十多年來社會分配失效累積下來的後果，疏導必須從源頭做起，若一味上綱上線，將反對者都打成敵人，不利理性討論，更不利實現特首提倡的大和解。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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