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與中共關係是否過於緊密?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諾貝爾文學獎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上來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是根據他文學的氣質、文學的特質來決定是不是給他獎項。諾貝爾在歷史上曾將獎盃頒發給法國共產黨員薩特、蘇聯共產黨員肖洛霍夫等。可他們的作品依然是經典,依然是在被千百萬人閱讀。
共產黨員獲獎 法蘇有先例
我在中國工作,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寫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開始,就非常明確地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這種階級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那麼很多人認為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和共產黨關係比較密切,就不應該獲得諾貝爾獎,我覺得這也是很難有說服力。
批評者也有體制中人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說要跟共產黨的關係密切和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用什麼來衡量密切。我也知道很多在網上批評我的人,他們本身也是共產黨員,他們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那麼就認為我就是跟共產黨密切,他們不密切,這個我覺得也是莫名其妙。
我的一點觀念是,作家是靠作品說話的,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作家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着人的命運、人的情感,然後作出判斷。
如果這些人讀過我說的書,或者在座的朋友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凌厲的,也非常嚴肅的。我在80年代寫的像《天堂蒜苔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不公正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果僅僅認為我沒有上大街去喊口號,僅僅認為我沒有在什麼樣的聲明上簽名,就認為我是一個沒有批判性的,是一個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會否以城市主題創作?
莫言﹕我後來寫作裏面,城市對我的影響也已經得到了體現,但是我沒有把它完全放在一個明確的背景裏,像北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而是寫到很多在鄉土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城市,也就說我的鄉土文學已經和30年代的鄉土文學有了很大的變化,它已經是變化的鄉土,已經是城鄉化、城鎮化的鄉土。
會否出現「莫言熱」?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莫言熱,如果不幸引起的話,我希望這個熱盡快冷卻,頂多一個月,或者盡快忘掉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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