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仔著裙很好

【明報專訊】社會就如一個龐然巨物，個人活在其中，自覺無力。


觀念規範、典章制度，構築成一個牢固的書架，把人以性別、階級、年齡、種族來分類安置，總掌握着個人的存活方式，及至命運。


僵化的架式為人們帶來壓迫，讓不公不義滋生，侵蝕人們生存的力量；其中一種最根本的不平等，是性別。


「所以我們就要改變書架，書架是可以改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蔡玉萍說。


職場女性 有口難言的歧視

活在當下香港社會，人們總覺得男女平等了。女人愈益站到台前，分沾男士的光芒。然而事實果真如此？中大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新出版的Women and Girls in Hong Kong，集合一眾本地學者文章，檢視女性在政治、經濟、就業、民生、教育、媒體等各方面的實際處境。主編文集的蔡玉萍指出：「香港社會的性別意識某部分是提高了，不會再出現明刀明槍的歧視，但卻在很微細的地方發生，更難明言。」在家庭裏，夫婦還是會為家事的分配而爭持；在公眾參與中，女性只能佔一、兩席位，位高權重的更是少數。更多的難言歧視，在職場中如星塵散落：更改職位名詞，遮掩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事實；龍頭大行的大班，清一色是西裝筆挺的中年男士；女人的晉升之路總比男人崎嶇，滿佈原因不明的障礙，受尺度不一的標準限制，「她們一直很努力，但為何想更上一層樓的時候，要比身邊的男性更努力才可以上去呢？這都是Glass ceiling（升級時遇到的無形障礙）的問題。」


晉升人際網絡 男性佔優

男性比女性更早投入勞動市場，較先成為管理層，建立男性文化模塑，很多業務決定都在非正式的網絡中決定，例如是飯局、打golf、摸杯底的時候，「很多時這些都是男性網絡，女性根本進不去」，男老闆愛足球，男性職員自然容易找對話題，從而更熟絡；與高層把好關係，建立人際網絡，就能有更好發展，晉升有途，「這些網絡如何建立？就是靠着男性的次文化。如果你是男性，更容易打進這些網絡中。」支節細處編織起來，就成了影響甚廣的力場，「因為它天天也發生，因此變成重要的東西。」


貧窮女性 她們是誰？

所謂女性地位提高，最得益的只是年輕一群，「女性作為一個群體，當中是兩極化了，如果是年輕的，受過教育的女性，在某一些行業她的發展機會大很多；但一些年紀較大，教育程度低，或是新移民女性，她們的處境未必能改善，實際生活可能是惡化了。」蔡玉萍解釋。不少婦女面對着工資增長慢、服務業零散化、缺乏勞工保障情况，落入在職貧窮之列。書中研究顯示，以工資中位數計算，2010年，香港在職貧窮的女性人數高達111,700，比男性的55,200人高出一倍。


被忽視，只因未能製造話題

大台記者曾就統計處發表的人口報告向她求教，「那記者說：『蔡教授可否評論女多男少對香港將來有何影響？不過我們想以輕鬆的角度來看，例如女多男少對公廁的數目有何影響？』我心想，怎可輕鬆啊？」女多男少總與剩女問題聯袂出現在大眾眼底，然而卻很少人了解多出的女性到底是誰。這些女性包括了嫁到香港，從事低收入工作的新移民婦女，也包含了家庭傭工。在人口老化、女性壽命較長，經濟情况欠佳之下，「女多男少就是貧窮女性化的問題，而不是公廁多或少的問題」，然而記者聽着卻恍似夢遊。婦女貧窮問題往往不是大眾的熱話焦點，「可能對媒體來說，她們的處境不太有趣。媒體有興趣的是事業成功、受高等教育但不結婚的女性，這個問題更有收視保證」。


媒體能決定大眾矚目所及之處，作為公民社會的重要部分，媒體的性別意識卻非常落後。一方面，性別議題總不能登上要聞；另一方面，娛樂新聞滿佈對女性的監察，「傳媒一方面把女性的身體作為銷售對象，喜歡女明星穿低胸、露胸線，但又對女性有許多監控，例如當女明星走光、或腋下的毛沒剃光，就對她們大肆鞭撻，像精神分裂」。「傳媒低估了市民的教育程度和認知，掌權的老一輩以為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這樣反智，但其實香港社會在變，讀者也在變」。


雙職家庭，父親難做

在香港，雙職家庭數目已超過一半；雙職父母的苦，蔡玉萍身同感受。她跟丈夫都在學界工作，育有兩名兒子。她的辦公室散放着孩童的玩具：Woodstock、球星公仔，還有幾個Snoopy。她笑說，平日工作繁忙，自己在電腦前寫文，只好請兒子在後面玩耍，「香港工時長、僱主要求高，而且教育制度競爭激烈，功課多又深，課外活動又多，但政府卻沒有政策，支援很少，因此雙職家庭面對的壓力很大」。在職的家長渴望陪伴兒女，卻要應付工作，更要兼顧家務；不是請家傭，就是靠祖父母幫忙；然而那些雙親老去，或經濟能力不足的家庭，又怎生是好？「我們整天覺得結婚生仔是自己的選擇，選擇生就要自己搞掂，但想深一層，這並不是個人事，如果每個人不生仔會有什麼問題？人口老化、勞動力老化，那如何處理？雙職家庭可以是個人問題，但也是個社會議題，如果大家都見到雙職家庭很辛苦，兼顧不來，就生少個，或乾脆不生，人口老化只會愈來愈嚴峻。政府的人口政策已說了十年，一直用移民方法解決，但這樣做也會帶出很多社會問題。」


湊仔公壓力攻心

香港經濟發展迅速，「結構上的改變很快，但觀念上的改變滯後」，「現實中，男女都要出外工作，但我們的理想仍是男主外女主內」，不少國家早已提出，家庭是兩個人的，無分性別；不是「父母」，而是「家長」的責任，兩人在家庭和經濟也應有所貢獻，「香港父親參與照顧子女多了很多，尤其是年輕男性，但由於工時長，男性收入較高，所以都由男性工作，扼殺了他們照顧孩子的機會，其實很多男性很珍惜見證小朋友成長的過程。」然而當「湊仔公」，卻不得不抵受異樣目光和污名；接放學、逛市場，迎眼的都是女性，面對一句句「放假嗎？」，難免壓力攻心。


性別平等，男性不能少

「幾千年來，我們知道性別規範壓抑女性，現在也知道對男性造成很大束縛；要求他們在學業、經濟都有好大成就，要很剛強，其實這些都是壓力。」說到兒子有次跌倒，大哭，她父親卻不准他哭，因為他是「男子漢大丈夫」，「但情感的表達是人人都需要的，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性別去壓抑它？」實現性別平等，男性與女性一樣，都需要被關顧，「女性的問題絕大多數跟男性有關。父親、兄弟、丈夫，兒子都是男性，要了解女性處境也需要理解跟她們生活的男性的想法」，男性也並非鐵板一塊，有不同階層、年齡、種族；有在制度中盡佔優越的既得利益者，也有身受壓迫的邊緣小眾。


蔡玉萍指，社會上有兩類男性值得關注，第一是年輕而沒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士，「低學歷的男性，因為性別身分而不願做服務性行業。有一個失業男士對我說，他不想做服務業，因為覺得那不是工作，行行企企在賣笑似的，他覺得有技術的才算是工作」，十五至十九歲的青少年男性失業率接近兩成，低學歷的工作薪金較低，晉升前景不明，因此這班男性未必有信心建立自己的家庭。第二班是少數族群。由於教育分流，苦無渠道學中文；族裔身分亦令他們在日常中被受歧視，搵工艱難，這群南亞裔人士已達數萬，不容忽視，「他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處境很值得重視。不同族群的人也可以是香港的人力資源。因着許多制度上的障礙，作為一個社會成員，他們卻不能盡展所長。」


性別公義從小做起

不少人認為，男女天生是不同物種，生理心理也南轅北轍；這種把男女二分的觀念，植根自教育。蔡玉萍批評，香港教育體系的性別敏感度尤其不足，「九年免費教育推行後，男女受教育比例已是均等，從教育結果看到，女性已能超越男性或跟男性不相伯仲；但教育過程中，性別定型仍是滿目皆是」。幼稚園舉行生日會，小小生日帽已把男女以藍色紅色二分；男孩的禮物是機械人，女孩就是毛公仔；小學課外活動時，只有女孩才能看芭蕾舞，男女踢球也要分開踢；中學開放日，女同學專責家政，男同學卻被派去搭棚；即使是老師本人，也被規定要穿裙子。蔡玉萍坦言，政府或平機會在教育體系中的性別敏感度培育不足，「我們講公民教育，然而性別平等、性別公義，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議題，但好像很邊緣化。」


她的大兒子八歲，已被教育成「男生」，她經常挑戰他的男性思維，天氣熱就問他為何不穿裙子；不叫他「boy」，卻叫「baby」和「good kid」，以圖淡化兒子的男性身分。然而現時兒子已不想跟女同學玩，因為怕被同儕取笑；即使不想把兒子教成「男生」，「但如果不這樣教，他可能會被標籤」。性別定型和性別分工的概念早早在教育裏操控着初生人兒的人生，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