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特區政府勞工處最近發表「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後，引發熱烈討論，商界人士多認為香港不宜制訂標準工時，恐降低經濟競爭力，勞方則提出他國例子，佐證實行標準工時並不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筆者在閱讀過勞工處的研究報告，並觀察各界人士的討論後，發現政府的評估報告及目前各方的討論皆着眼於對經濟所帶來的影響，而忽略了實施標準工時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促進職場人士的身心健康。
雖然勞工處報告已指出「工時過長對僱員、家庭，以至社會都有不良影響，這是不用爭議的」，筆者想在此提醒，過長工時確會對員工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呼籲各界在討論此政策時，必須重視此議題並納入考量，甚至必須扭轉思維，以促進身心健康、提升生活品質為經濟發展之最終目的，而非以健康為代價換取企業利潤。
過長工時 有損員工身心健康
英國《刺針》（The Lancet）醫學雜誌早前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全球疾病負擔的文章，本中心亦參與其中，發現過去20年來全球死因的主要趨勢，是從傳染性疾病演變到非傳染性疾病。心臟病、中風和自殺皆是明顯上升的死因，這些都與不健康、壓力過大的生活形態有關。此結果恰恰與制訂標準工時以促進職場身心健康的議題相互呼應，顯示這的確是目前應得到高度重視的公共衛生問題。
許多研究皆指出，工時過長的人易產生各種身心健康問題。在身體疾病方面，最廣為人知的即是源自日本的所謂「過勞死」，指的是超時工作引發心臟病或中風而致死，也就是說工時過長對心腦血管有害。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長時間工作通常也導致不健康的生活形態或習慣，例如抽煙、喝酒、缺乏運動（造成體重上升）、飲食習慣不佳、較少接受健康檢查等，都是導致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在心理健康方面，工時過長的人較容易有憂鬱、焦慮、失眠、緊張、易怒等情緒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可能間接加重心腦血管的不健康，更嚴重的結果可能導致所謂「過勞自殺」，顯示長時間工作對勞工有相當程度的精神負荷。
日本「過勞自殺」的案例
日本在面對「過勞死」和「過勞自殺」的問題時，最初是以災害補償的方式來處理，後來已進一步體認到預防的重要，因此修改勞動安全衛生法令，並推行預防過勞和促進精神健康的政策。2000年日本最高法院對「過勞自殺」作出首次判決，判定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電通」須對一名在1991年自殺身亡的員工承擔責任，此員工生前有工作時數過長的情况。之後日本司法機構又在一些「過勞自殺」案中判決僱主應向員工家屬支付損害賠償。針對申請「過勞自殺」補償的個案，日本的精神科醫師曾經發表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的個案都缺乏足夠的支持、心理壓力大、自我掌控感不足，並有工時過長的情况，且生前都已達憂鬱症之程度，但卻因為擔心被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籤而失去工作或不利升遷，而不曾向精神醫療尋求協助。其中有一半的個案是在得到升遷後，因為公司裁員人力減少，工作壓力反而增加。因此，創造優質的工作環境、鼓勵適時求助，並去除對精神疾病偏見，應有助於預防職場自殺。
除工時過長之外，研究也發現其他不利員工身心健康的因素，例如工作缺乏保障、高要求、高付出但低報酬的環境、支持不足等等。日本的研究發現，於工作中缺乏自我掌控感的男性員工，自殺風險增高4倍。在韓國，兼職、臨時工、派遣工作等非正式受僱者，精神健康較差。台灣的調查顯示，工作壓力較大以及工作缺乏保障的員工，較常有健康問題。我們過去曾研究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發現香港、韓國與日本的自殺人數共增加約1萬，這可能與失業率劇增和勞動環境惡化有關。因此，我們認為應從制度面促進職場的身心健康，改善工作環境，保障僱員的工作權，提供精神衛生教育和求助管道，以及創造員工主動求助、互相扶持的企業文化。歐洲的研究發現，制度面上較不保護勞工的國家，其職場品質和員工的心理健康都較差；相較下，瑞典、挪威等較重視勞工福利的北歐國家，員工的身心健康都較佳。
重視員工健康 對企業有利
筆者認為，員工的身心健康乃是企業最重要的根本，重視並促進員工的身心健康對企業有利，改善工作環境對僱員的身心健康有正面的影響，而制訂「標準工時」是從制度面來建立優質職場環境的方法之一，將有助於企業及整體社會的生產力。同時，如果政府、社會與企業不能守護廣大工作者的健康，以過長的工時換取企業的盈利和工人的報酬，將經濟發展和增加收入奠基於身心健康受損、生活品質低落的代價上，我們要問，在朝向一個以人為本、進步的香港社會的道路上，我們是否在走回頭路？若社會中有為數不少的就業人士需要長時間工作才可掙取足夠的報酬而生活時，正是整個社會需要一些嚴肅地討論標準工時與健康的時候了！
作者分別是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助理教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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