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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香港社會有很奇怪的量度標準,我們對政治人物的操守,有時高得驚人,有時又低得可怕,但最難搞的是,高低之間並無標準,有時反而更似政治投機。
我們最常聽市民投訴立法會議員教壞細路,罪名多為「語言暴力」、「遲到早退」、「扔蕉掃枱」,家長每每痛心疾首,視這些行為如社會毒瘤,不除則香港末日。
我們認為議員是公眾人物是藝員偶像,是社會行為的楷模,我們以高標準要求議員。如果我們替議員解畫,指議員也是人,總會有脾氣;或者議員粗暴行為的背後,其實是懷着爭取社會公義的心。這些解說通常都不被大眾接納,他們認為,議員不是普通人,他們用納稅人的錢出糧,責任重大,不能當普通人視之。
但另一方面,我們對某些官員的操守,要求極低。經營劏房、偷步賣樓,有人會用「人之常情、疏忽漏報」來辯護,日前立法會彈劾梁振英的辯論,蔣麗芸甚至說「男人連結婚紀念日都忘記,何况花棚」。
這個辯駁最大問題是,把特首視作普通男人看待,卻忘記了特首的身分權責,不是某個家庭的一位丈夫可以比較。丈夫忘記結婚紀念日的影響,和特首「忘記」花棚僭建而贏得特首寶座的潛在利益,不可同日而語。
但我們的議員,甚至很多市民,都會用這種「人之常情」來理解一個政治人物的犯錯。甚至有人說,我們不是選完美君子,最重要做到嘢。那一刻,大家都忘記了特首的身分和權責,突然以一個「普通人」的行為來諒解;但對某些議員,則視為「影響社會風氣」的政治榜樣,不能犯錯。
粗言無禮卻揭露了真相,謊言動聽但謀殺了誠信。
我們最常聽市民投訴立法會議員教壞細路,罪名多為「語言暴力」、「遲到早退」、「扔蕉掃枱」,家長每每痛心疾首,視這些行為如社會毒瘤,不除則香港末日。
我們認為議員是公眾人物是藝員偶像,是社會行為的楷模,我們以高標準要求議員。如果我們替議員解畫,指議員也是人,總會有脾氣;或者議員粗暴行為的背後,其實是懷着爭取社會公義的心。這些解說通常都不被大眾接納,他們認為,議員不是普通人,他們用納稅人的錢出糧,責任重大,不能當普通人視之。
但另一方面,我們對某些官員的操守,要求極低。經營劏房、偷步賣樓,有人會用「人之常情、疏忽漏報」來辯護,日前立法會彈劾梁振英的辯論,蔣麗芸甚至說「男人連結婚紀念日都忘記,何况花棚」。
這個辯駁最大問題是,把特首視作普通男人看待,卻忘記了特首的身分權責,不是某個家庭的一位丈夫可以比較。丈夫忘記結婚紀念日的影響,和特首「忘記」花棚僭建而贏得特首寶座的潛在利益,不可同日而語。
但我們的議員,甚至很多市民,都會用這種「人之常情」來理解一個政治人物的犯錯。甚至有人說,我們不是選完美君子,最重要做到嘢。那一刻,大家都忘記了特首的身分和權責,突然以一個「普通人」的行為來諒解;但對某些議員,則視為「影響社會風氣」的政治榜樣,不能犯錯。
粗言無禮卻揭露了真相,謊言動聽但謀殺了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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