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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回顧人類歷史的長河，我們不難發現，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不是直線式上升，而是時而有低潮、時而有高潮，波浪式地向前奔騰。在低潮的時候，人類不要悲觀失望；在高潮的時候，人類不要驕狂自大。
當下的香港社會大概處於波浪式前進中的低潮。原因大概主要是：經濟方面，多年來的經濟轉型尚未完成，受此影響，滿足年輕人新的就業機會還不夠多，中產人士的收入增長比較緩慢，社會基層的生活水平提高乏力；政治方面，「雙普選」日益臨近，世界其他地方普選過渡期出現過的社會過度政治化的問題也開始在港泛起。
走出低潮，邁向高潮，是所有港人的心願。因此香港各界紛紛為此把脈診斷，開出各種藥方。但有一種「藥方」是，美化港英時期的殖民統治，呼喊違背「一國」原則的香港「自治」或「獨立」。這一「藥方」完全不符合香港主流民意，是一劑「毒藥」。近日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在《明報月刊》撰文對此評論道：「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看到有年輕人參與其中，過去多年教師職業操守孕育的愛護學生的責任感，促使我想和年輕人平心靜氣地聊一聊。
香港目前並非一塌糊塗
劉兆佳教授在《回顧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中認為，「雖然不少港人和內地同胞對特區的管治頗有微言，但外國人包括西方人卻一般認為特區管治情况其實不差。對外國人而言，香港無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權保障、法治水平和廉潔政府各方面都令人豔羨。對那些在回歸前不看好香港前景甚至認為『香港已死』的外國人來說，香港在回歸後的情况，更是意料之外。隨着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國家對香港的大力支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前景更是一致看好。」
劉教授此言非虛，孟樓先生曾撰文列舉回歸以來香港在歷年世界權威機構發布的排名或者評比情况，加以論證：
（1）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自1979年起每年發布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香港的競爭力從2001年到2012年總體上升，僅2003年因「非典」而有所影響，去年是第11名，今年則是第9名，在亞洲超過日本而僅次於新加坡。
（2）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自1989年起發表《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香港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在2005年以後一直穩居前三，前年與美國並列第一，去年獨佔鰲頭。
（3）世界銀行（World Bank）自1996年起每年公布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從話語權與問責、政局穩定與杜絕暴力、政府效率、監管質量、法治、腐敗控制等6個方面對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施政進行評分，香港多年來穩居前10位。
（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0年開始在《人類發展報告》中使用由「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成績指數」和「實際人均境內生產總值指數」三大指標複合而成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衡量各個國家人類發展水平。香港一直都被列入高度發達地區，排名呈上升趨勢。
殖民時代並非美好時光
培僑教育機構董事會主席吳康民先生曾撰文認為，戰後的港英統治，以六七暴動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先是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總督，20多年間沿用的仍然是統治老殖民地的手法：葛量洪大搞官商勾結，斬獲甚豐，離任時要用貨船載「行李」；柏立基是反共老手，在星馬英殖民地當總督時期，鎮壓馬共絕不手軟，來港後用同樣手法壓制香港左派愛國力量；戴麟趾繼承之，終於壓出一個六七年的「反英抗暴」來。群眾不滿港英的老殖民統治的情緒未能平息。英國當局發覺管治香港，不能用老皇曆了。於是以後3屆港督，便派出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外交能手擔任，他們以重視居民福利，建公屋居屋，發展工業，增進就業，普及教育，興建學校等方式，為英國政府創造中英談判的空間和利益。而彭定康前來，主要便是為回歸後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潛勢力作部署了。
港英時期的不民主、不自由、受歧視，是生活在港英統治時期絕大多數人的親身感受。丘成桐先生在《我們豈能自甘人後》一文中說：「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着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1980年，我親眼看着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1988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嘆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60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着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在《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一書中提到，1951年她到香港後之所見，是貪污腐敗和賄賂無處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政治機關､員警機關與黑社會共生，其權力反而成為殖民地香港巨大貪瀆結構的保護體。即便是在廉署成立之後，由於其沒有起訴權和審判權，不免有為德不卒之處，使殖民地高層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的「治外法權」，得以秘密辭官，帶着貪瀆積累的巨額財富「退休」回到歐洲。她還指出，要是說這裏沒有種族歧視，那是很荒謬的。
殖民統治並非着眼香港福祉
須知道，每位港督上任時，其誓辭之中從來都沒有對本港利益的承諾。即便是在被捧為「黃金歲月」的「麥理浩時代」，其統治背後的政治目的也並非是香港社會的福祉和香港市民的利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先生、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先生分別從英國解密檔案出發，對此問題有着非常明確的論證和清醒的認識。
呂大樂先生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一書中寫道：「剛好跟很多坊間流傳的說法相反，麥理浩時代及其管治的最大特點，不是不談政治，只重視行政管理，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目的。基於他的外交政治的考慮，他將香港社會經濟發展聯繫到一個有目標、方向及中、長期考慮的框架。」而麥理浩的主要目標就是設法阻擋中國收回香港。他曾經在外交通訊中寫道：「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素質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準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况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予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所以，呂大樂先生得出如下結論：麥理浩推行種種社會政策及改革，背後是為了日後與中國商討香港前途做準備。
無獨有偶，李彭廣先生在《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一書中也認為：「英國政府和麥理浩的策略，又或是麥理浩在香港進行的改革和龐大建設工程，都是為英國政府創造與中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這種政治盤算在麥理浩撰寫的《香港候任總督的指引》中清晰可見。
由以上諸位學者賢達所述可知，美化港英殖民統治實在是背離了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在殖民時代的經歷和感受，缺乏歷史檔案和文獻紀錄的根據。
《經濟日報》今年1月4日報道，丘成桐教授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在近日媒體的宣傳下，香港可謂士氣消磨，長此以往恐淪為二流城市」。科學家的話，值得我們青年朋友思考。
作者是樹仁大學客座教授
當下的香港社會大概處於波浪式前進中的低潮。原因大概主要是：經濟方面，多年來的經濟轉型尚未完成，受此影響，滿足年輕人新的就業機會還不夠多，中產人士的收入增長比較緩慢，社會基層的生活水平提高乏力；政治方面，「雙普選」日益臨近，世界其他地方普選過渡期出現過的社會過度政治化的問題也開始在港泛起。
走出低潮，邁向高潮，是所有港人的心願。因此香港各界紛紛為此把脈診斷，開出各種藥方。但有一種「藥方」是，美化港英時期的殖民統治，呼喊違背「一國」原則的香港「自治」或「獨立」。這一「藥方」完全不符合香港主流民意，是一劑「毒藥」。近日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在《明報月刊》撰文對此評論道：「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看到有年輕人參與其中，過去多年教師職業操守孕育的愛護學生的責任感，促使我想和年輕人平心靜氣地聊一聊。
香港目前並非一塌糊塗
劉兆佳教授在《回顧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中認為，「雖然不少港人和內地同胞對特區的管治頗有微言，但外國人包括西方人卻一般認為特區管治情况其實不差。對外國人而言，香港無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權保障、法治水平和廉潔政府各方面都令人豔羨。對那些在回歸前不看好香港前景甚至認為『香港已死』的外國人來說，香港在回歸後的情况，更是意料之外。隨着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國家對香港的大力支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前景更是一致看好。」
劉教授此言非虛，孟樓先生曾撰文列舉回歸以來香港在歷年世界權威機構發布的排名或者評比情况，加以論證：
（1）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自1979年起每年發布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香港的競爭力從2001年到2012年總體上升，僅2003年因「非典」而有所影響，去年是第11名，今年則是第9名，在亞洲超過日本而僅次於新加坡。
（2）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自1989年起發表《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香港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在2005年以後一直穩居前三，前年與美國並列第一，去年獨佔鰲頭。
（3）世界銀行（World Bank）自1996年起每年公布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從話語權與問責、政局穩定與杜絕暴力、政府效率、監管質量、法治、腐敗控制等6個方面對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施政進行評分，香港多年來穩居前10位。
（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0年開始在《人類發展報告》中使用由「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成績指數」和「實際人均境內生產總值指數」三大指標複合而成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衡量各個國家人類發展水平。香港一直都被列入高度發達地區，排名呈上升趨勢。
殖民時代並非美好時光
培僑教育機構董事會主席吳康民先生曾撰文認為，戰後的港英統治，以六七暴動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先是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總督，20多年間沿用的仍然是統治老殖民地的手法：葛量洪大搞官商勾結，斬獲甚豐，離任時要用貨船載「行李」；柏立基是反共老手，在星馬英殖民地當總督時期，鎮壓馬共絕不手軟，來港後用同樣手法壓制香港左派愛國力量；戴麟趾繼承之，終於壓出一個六七年的「反英抗暴」來。群眾不滿港英的老殖民統治的情緒未能平息。英國當局發覺管治香港，不能用老皇曆了。於是以後3屆港督，便派出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外交能手擔任，他們以重視居民福利，建公屋居屋，發展工業，增進就業，普及教育，興建學校等方式，為英國政府創造中英談判的空間和利益。而彭定康前來，主要便是為回歸後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潛勢力作部署了。
港英時期的不民主、不自由、受歧視，是生活在港英統治時期絕大多數人的親身感受。丘成桐先生在《我們豈能自甘人後》一文中說：「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着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1980年，我親眼看着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1988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嘆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60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着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在《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一書中提到，1951年她到香港後之所見，是貪污腐敗和賄賂無處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政治機關､員警機關與黑社會共生，其權力反而成為殖民地香港巨大貪瀆結構的保護體。即便是在廉署成立之後，由於其沒有起訴權和審判權，不免有為德不卒之處，使殖民地高層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的「治外法權」，得以秘密辭官，帶着貪瀆積累的巨額財富「退休」回到歐洲。她還指出，要是說這裏沒有種族歧視，那是很荒謬的。
殖民統治並非着眼香港福祉
須知道，每位港督上任時，其誓辭之中從來都沒有對本港利益的承諾。即便是在被捧為「黃金歲月」的「麥理浩時代」，其統治背後的政治目的也並非是香港社會的福祉和香港市民的利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先生、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先生分別從英國解密檔案出發，對此問題有着非常明確的論證和清醒的認識。
呂大樂先生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一書中寫道：「剛好跟很多坊間流傳的說法相反，麥理浩時代及其管治的最大特點，不是不談政治，只重視行政管理，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目的。基於他的外交政治的考慮，他將香港社會經濟發展聯繫到一個有目標、方向及中、長期考慮的框架。」而麥理浩的主要目標就是設法阻擋中國收回香港。他曾經在外交通訊中寫道：「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素質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準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况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予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所以，呂大樂先生得出如下結論：麥理浩推行種種社會政策及改革，背後是為了日後與中國商討香港前途做準備。
無獨有偶，李彭廣先生在《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一書中也認為：「英國政府和麥理浩的策略，又或是麥理浩在香港進行的改革和龐大建設工程，都是為英國政府創造與中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這種政治盤算在麥理浩撰寫的《香港候任總督的指引》中清晰可見。
由以上諸位學者賢達所述可知，美化港英殖民統治實在是背離了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在殖民時代的經歷和感受，缺乏歷史檔案和文獻紀錄的根據。
《經濟日報》今年1月4日報道，丘成桐教授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在近日媒體的宣傳下，香港可謂士氣消磨，長此以往恐淪為二流城市」。科學家的話，值得我們青年朋友思考。
作者是樹仁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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