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法改革被阻礙死因

【明報專訊】碼頭工潮以來，人們隱隱猜想「佔領長江」會否成為「佔領中環」的預演，工運與社運、政運的關係備受關注。Rick認為勞工權益的提升，大概要待全面普選後才能實現，多年來親商界及不民主的政經結構，對勞工法例改革所施加的阻礙，可從下述略見一二：


1. 由二○○○年起，政府共提出逾三百條法案，當中約有三十條跟勞工法例相關，但大部分只是對舊法例的小修訂，主要是因應通脹因素提高罰款和法定賠償金額。除了最低工資和種族歧視條例外，香港勞工法在過去十五年沒有其他實質的改革或檢討。立法會議員提私人草案以改革勞工法例，須得行政長官同意，亦幾乎無可能通過偏重商界的功能組別投票。


2. 「勞工顧問委員會」對勞工法例的制定有重要角色，除了向政府提供意見外，其二○○九至一○年度報告更表示其可以「批核」（endorsing）一些法例提案。這機構雖以「勞工」二字行頭，但三分之一成員來自僱主、三分之一成員來自政府、剩下三分之一成員由工會之間投票推選，因選舉方式以每個工會為單位，不論該工會有多少會員，都只有一票，令選舉有受操控的危機，一直由親建制的工會壟斷，難以期望該會可為工人權益帶來革新和改變。


3. 集體談判權是維繫工人權益的關鍵，規定資方有法律責任出席勞資談判，不能像當下碼頭工潮那樣棄工人於不顧。若有集體談判權，合理的勞資協議可期，外判商亦有機會將新增的勞工成本向上轉嫁至總承辦商。香港由於彭定康一九九五年加大立法會選舉民主成分，多名民主派成員晉身立法會，成功於一九九七年六月通過《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惟回歸後迅速遭小圈子選舉產生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沒有集體談判權，亦成為香港工人缺乏動機加入工會、壯大力量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