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改革 始於解放思想

【明報專訊】中國經濟面對的是長期問題，解決長期問題需要決策者下很大的決心。在過去10年裏，決策者把主要時間和精力花費在應對突然發生的緊急事件上，在應對SARS、禽流感、地震等事件方面的表現有明顯進步。但是，在面對長期問題的時候，他們猶豫不決，坐失了解決問題的較好機會。


新一任決策者面對的長期問題，幾乎是與10年前相同，只是解決問題的時間窗口縮短了10年。一個好的信號是，在他們的領導下，許多機構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制訂下一步改革經濟體制的方案。但過去10年的拖延不是研究滯後造成的。現在仍然存在的隱憂是，在關鍵問題上，新一任決策者是否會和上一任一樣採取拖延策略，要等到最後一分鐘才做決定。


前任領導對長期問題猶豫

決策者敢於直面困擾中國的長期問題，前提是再來一次思想解放。回顧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裏的兩次重大改革，可以總結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規律：兩次重大改革都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的。


1970年代末期，決策者也曾經在重大問題上猶豫不定，選擇了被稱為「兩個凡是」的保守策略，目標是維持穩定。鄧小平和胡耀邦發動了一場討論，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常識性的論斷啓動一輪思想解放，最終改變了「兩個凡是」的決定。這才讓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邁出了重要的步伐。


1990年代初期，前期方案準備不足、決策者倉卒上路，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等經濟危機，以及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擴大等社會危機。反對改革的勢力趁機上台，大棒亂揮，支援改革的人士噤若寒蟬。面對比現在還嚴峻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小平同志再次出馬，啓動了又一輪思想解放：用著名的「貓論」充當臨時性的價值觀，用著名的「摸論」充當臨時性的方法論。於是改革得以繼續和擴大，前期改革的成果得以保留。


分散話語權 有助思想解放

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到現在，「貓論」、「摸論」、和「實踐論」的邊際收益已經幾近於零。「摸論」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但是中國人民的知識在改革進程中增加。在當前的互聯網上，「摸論」已經成為挖苦諷刺的對象。人們曾經把「貓論」當中的「老鼠」籠統地默認為是財富和GDP。可是現在人們要區分「好的」GDP和「不好的」GDP。好幾個城市的居民上街，是為了抵制PX項目（編按：PX，即對二甲苯（para-xylene），工業原料，據信有害人體）帶來的「不好的」GDP。


從體制上講，分散的話語權有利於啓動下一輪思想解放。在前兩次思想解放過程中，鄧小平、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發揮了關鍵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的話語權集中在個別領導人和黨報黨刊，思想解放也就只能寄希望於他們的知識與胸懷。民衆缺少話語權，只能靠上訪和上街來表達他們的不滿。普通人的知識，只有得到領導人的認可，才有產生實際影響。


中國需要下一次思想解放。吳敬璉先生說，頂層設計需要全民參與。民衆通過運用話語權參與，比通過上訪、上街參與更加文明。正好互聯網將話語權分散給每一個上網者。順應這一變化，可以讓下一次思想解放來得更早。未來的思想解放很可能和以前一樣，思想解放的種子首先誕生在民間，最後影響全國。


吳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銀行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