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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梁班子」執政未及一年，管治困局浮現，有人認為特首梁振英要改組政府、行政會議要換血，不過，我們認為：即使有能人志士願意襄助，只要政治體制仍然與現實脫節，就算連特首人選也更換了，情况也不會改善。香港管治困局，並非誰做特首的問題，而是沒有一套名實相副的責任政治，出路是必須對政治體制進行根本變革，實施政黨政治，建立起責任政治的倫理，香港才有望走出內耗空轉、管治失效和各方面發展停滯不前的困局。
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
同樣面對管治困局
去年特首選舉，梁振英因緣際會，以黑馬姿態擊敗大熱門唐英年，但是梁振英當選，使既得利益集團的盤算落空，他的組班，從揀選政策局長到物色行政會議成員，都遭到一些人抵制，「梁班子」11個月下來，政績乏善足陳，應對事態做法盡多可議之處，良好管治可望不可即，與班底能力有關；此外，被認為梁振英支持者的幾名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相繼爆出醜聞，梁振英是否知人善用，備受質疑。「梁班子」力有不逮，對現况固然要負主要責任，而「梁班子」先天不足，揭示即使同屬建制陣營，只要派系不同，利益組合有異，仍然會出現扯後腿、變相杯葛的情况。這是小圈子選舉利益掛帥而不利於管治的一面。
近日，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創辦的商品交易所出事，他暫停所有公職，由於張震遠與梁振英關係密切，而商交所涉及刑事罪行調查，因此對行政會議、政府和梁振英的威信，已經構成影響。坊間不少意見認為，張震遠和半年前因為賣樓事故已經請假的另一名行會成員林奮強，應該即時離職，而梁振英要調整「梁班子」，更換一些局長和行會成員，重新出發挽回民望，爭取衝破管治困局。政府民望甚低，即使梁振英願意改組政府，對於珍惜羽毛的人，現在會否願意進入這個熱廚房，是一大疑問。設若改組之後，網羅所得仍然只是二三流腳色，也難寄厚望。
梁振英用人左支右絀，與他的個人因素和條件有關，不過，若檢視董建華和曾蔭權的管治，最終都以管治失效收場，說明特首按現在的體制施政，無論誰做特首，結果殊途同歸。
董建華空降統領政府機器，首任5年，政務官公務員系統的陽奉陰違取態，使他吃盡苦頭，2002年第二任時，他實施問責制，這是政府管治架構的重大改動，不過，在經濟持續不景、公民社會冒起、立法會有權無責等因素夾擊下，最終因為《基本法》23條立法處理不當，以腳痛為由下台。曾蔭權接任之後，保留問責制形貌，重用政務官系統官員，在他治下，問責制只有其名，並無其實，不過，他領導的政府，後期仍然管治失效，而曾蔭權任期末段被揭發涉嫌貪腐，最後只得焦頭爛額地任滿離去。至於梁振英，執政只有11個月，但是種種負面事態，暫時看不到他有扭轉乾坤的能耐。
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的管治困局，除了各自一些不同條件和所處特定時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以他們為首的政治體制，根本未能應對有高度自由、公民社會興起，特別是立法會有權無責的政治環境。民主派在推動民主、監察政府運作方面，確實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民主派於整體管治積極作用較多、抑或消極作用較多，不同立場的人會有不同看法。總的而言，民主派是反對派，但是並非西方民主政治的「忠誠反對派」，這與政制的不民主實質有關。
建立責任政治倫理
政治問題迎刃而解
現行政治體制設計，民主派不可能執政，但是他們在議會所享有權力，卻足以阻礙政府施政，建制派批評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現實上是如此，不過，此乃整體權力結構失衡的必然結果。近期，激進派別衝擊立法會，包括意圖以拉布拖垮政府，正是立法會有權無責的極致表現。董建華和曾蔭權吃足這個苦果，梁振英亦深陷其間，所以，事態清楚說明，香港管治困局，並非換了什麼人做特首就可以解決，即使實施特首真普選，若政治體制依舊，也不可能扭轉局面。
政治體制需要根本變革，首要建立責任政治的倫理。責任政治分兩個層次：
（1）每一名立法會議員都要為其行為負責，若議員的行為乖離了主流社會接受的程度，則可透過選票反映對議員的取捨，現行比例代表制顯然不能產生這種倫理關係，所以，選舉辦法需要修訂。
（2）現行規定特首不能是政黨成員，以本港政治生態，已經不合時宜。設若特首所屬政黨在立法會選舉獲勝，組織政府，包括聯合其他黨派組織政府等，以得到充分授權的姿態執政，就可以改變現在立法會宛如泥漿摔角的局面。政府做得好，下次選舉有望再勝選執政，否則就政黨輪替，這就是責任政治的最高體現，只有由選民話事（誰來組織政府），才會體現出來。
責任政治的載體就是政黨政治，只要實施政黨政治，看似不可能處理的烏煙瘴氣困局，都可以透過選舉解決。2008年之前，台灣陳水扁推動台獨、挑動族群對立、撕裂台灣社會，當時，許多人都為台灣憂慮，但是一場選舉，國民黨馬英九大勝當選，民進黨慘敗，經此一役，不但解決了陳水扁的問題，連台獨氣燄也壓下來，兩岸對峙緩和，這是民主選舉、政黨輪替之功。政黨政治並非洪水猛獸，而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最好平台。所以，梁振英的管治困局，並非換什麼人就會改善，而是需要釜底抽薪，全面變革政治體制，才可以為香港重新找到動力。
歡迎回應 [email protected]
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
同樣面對管治困局
去年特首選舉，梁振英因緣際會，以黑馬姿態擊敗大熱門唐英年，但是梁振英當選，使既得利益集團的盤算落空，他的組班，從揀選政策局長到物色行政會議成員，都遭到一些人抵制，「梁班子」11個月下來，政績乏善足陳，應對事態做法盡多可議之處，良好管治可望不可即，與班底能力有關；此外，被認為梁振英支持者的幾名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相繼爆出醜聞，梁振英是否知人善用，備受質疑。「梁班子」力有不逮，對現况固然要負主要責任，而「梁班子」先天不足，揭示即使同屬建制陣營，只要派系不同，利益組合有異，仍然會出現扯後腿、變相杯葛的情况。這是小圈子選舉利益掛帥而不利於管治的一面。
近日，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創辦的商品交易所出事，他暫停所有公職，由於張震遠與梁振英關係密切，而商交所涉及刑事罪行調查，因此對行政會議、政府和梁振英的威信，已經構成影響。坊間不少意見認為，張震遠和半年前因為賣樓事故已經請假的另一名行會成員林奮強，應該即時離職，而梁振英要調整「梁班子」，更換一些局長和行會成員，重新出發挽回民望，爭取衝破管治困局。政府民望甚低，即使梁振英願意改組政府，對於珍惜羽毛的人，現在會否願意進入這個熱廚房，是一大疑問。設若改組之後，網羅所得仍然只是二三流腳色，也難寄厚望。
梁振英用人左支右絀，與他的個人因素和條件有關，不過，若檢視董建華和曾蔭權的管治，最終都以管治失效收場，說明特首按現在的體制施政，無論誰做特首，結果殊途同歸。
董建華空降統領政府機器，首任5年，政務官公務員系統的陽奉陰違取態，使他吃盡苦頭，2002年第二任時，他實施問責制，這是政府管治架構的重大改動，不過，在經濟持續不景、公民社會冒起、立法會有權無責等因素夾擊下，最終因為《基本法》23條立法處理不當，以腳痛為由下台。曾蔭權接任之後，保留問責制形貌，重用政務官系統官員，在他治下，問責制只有其名，並無其實，不過，他領導的政府，後期仍然管治失效，而曾蔭權任期末段被揭發涉嫌貪腐，最後只得焦頭爛額地任滿離去。至於梁振英，執政只有11個月，但是種種負面事態，暫時看不到他有扭轉乾坤的能耐。
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的管治困局，除了各自一些不同條件和所處特定時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以他們為首的政治體制，根本未能應對有高度自由、公民社會興起，特別是立法會有權無責的政治環境。民主派在推動民主、監察政府運作方面，確實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民主派於整體管治積極作用較多、抑或消極作用較多，不同立場的人會有不同看法。總的而言，民主派是反對派，但是並非西方民主政治的「忠誠反對派」，這與政制的不民主實質有關。
建立責任政治倫理
政治問題迎刃而解
現行政治體制設計，民主派不可能執政，但是他們在議會所享有權力，卻足以阻礙政府施政，建制派批評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現實上是如此，不過，此乃整體權力結構失衡的必然結果。近期，激進派別衝擊立法會，包括意圖以拉布拖垮政府，正是立法會有權無責的極致表現。董建華和曾蔭權吃足這個苦果，梁振英亦深陷其間，所以，事態清楚說明，香港管治困局，並非換了什麼人做特首就可以解決，即使實施特首真普選，若政治體制依舊，也不可能扭轉局面。
政治體制需要根本變革，首要建立責任政治的倫理。責任政治分兩個層次：
（1）每一名立法會議員都要為其行為負責，若議員的行為乖離了主流社會接受的程度，則可透過選票反映對議員的取捨，現行比例代表制顯然不能產生這種倫理關係，所以，選舉辦法需要修訂。
（2）現行規定特首不能是政黨成員，以本港政治生態，已經不合時宜。設若特首所屬政黨在立法會選舉獲勝，組織政府，包括聯合其他黨派組織政府等，以得到充分授權的姿態執政，就可以改變現在立法會宛如泥漿摔角的局面。政府做得好，下次選舉有望再勝選執政，否則就政黨輪替，這就是責任政治的最高體現，只有由選民話事（誰來組織政府），才會體現出來。
責任政治的載體就是政黨政治，只要實施政黨政治，看似不可能處理的烏煙瘴氣困局，都可以透過選舉解決。2008年之前，台灣陳水扁推動台獨、挑動族群對立、撕裂台灣社會，當時，許多人都為台灣憂慮，但是一場選舉，國民黨馬英九大勝當選，民進黨慘敗，經此一役，不但解決了陳水扁的問題，連台獨氣燄也壓下來，兩岸對峙緩和，這是民主選舉、政黨輪替之功。政黨政治並非洪水猛獸，而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最好平台。所以，梁振英的管治困局，並非換什麼人就會改善，而是需要釜底抽薪，全面變革政治體制，才可以為香港重新找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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