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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張震遠辭去所有公職之中，最具分量的當然是行政會議成員身分，連日來，各方環繞行會種種事態，不乏討論，其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到行政會議發揮的作用，認為不及港英時期的行政局，大有從根本上檢討行會角色與職能之意。香港回歸前後，政治生態發生根本轉變，現在的政治體制（包括行政會議）已經與現實脫節，導致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整體發展停滯不前，要扭轉管治困局，強化行政會議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若責任政治未能透過政黨政治的形式體現出來，則無論行會如何改組，對改善管治仍然效用不大。
行政局與行政會議
作用有別因時勢不同
近期討論，涉及行政會議與行政局的比較，主要指出成員不同和運作不同。成員方面，港英時期的行政局，除了官方成員，英資大行包括匯豐銀行、怡和、太古、會德豐等主要高層人物，是主要組成；還有依附於英資與港英政府的華資和個別專業人士等，在各個領域都是代表性人物的社會精英；另外，歷任總督由英廷派遣來港，對香港內部事務、風俗人情等知之不多，於具體政策制訂多倚仗行政局，此所以說當時的行政局是具有相當實權的決策機構，港督在會議中擔當猶如「指揮交通」角色，緣由在此。
港英政府的特定因素和決策模式，決定了行政局議員位高權重，此外，行政局的決定必然可以落實成為政策，影響千家萬戶，影響力之大，決定了行政局、行政局議員的尊貴和權威。這是主要由於港英政府充分掌控立法局，在全部議席都由政府委任的年代，立法局根本就是橡皮圖章，即使在1991年引入地區直選議席之後，立法局的親政府力量仍佔大多數，所以，立法局為政府保駕護航，通過法律，落實政策，是營造行政局權威和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重要因素。
近期，不少意見認為行政會議成員不夠班，特別是個別被標籤為「梁粉」的人，備受揶揄，然則，現在即使行會成員大換血，仿效港英行政局以商界主導的結構，把主要華資、中資都延攬入會，加上一些官員和專業人士，是否就可以達至殖民地時代行政局的效果？只要對本港政治生態稍有認知的人，相信都會給予否定答案。現在立法會的工作，不會配合政府施政，而是與政府對着幹，由董建華到曾蔭權，經常發生政策受制於立法會而未能落實的情况。可以斷言，即使當年港英政府的行政局遇上現在的立法會，行政局和行政局議員的光環，也會褪色。
曾鈺成說行政會議作用不及行政局，具體只提及行政局議員在港督面前發言權很大，說話分量亦很重，若港督不接納局內大多數議員的意見，另作決定，必須解釋清楚，並把相關理由記錄在案，供英國政府過目。根據《基本法》第56條規定，也有類似「記錄在案」的規定，不過，基於港人治港，是否容許和接受中央政府過問特首與行會成員的分歧，需要仔細思量。基本上，我們認為中央政府不宜介入。
港英時期行政局的地位和權威由許多因素組成，當日曾鈺成只指出「行政局議員在港督面前發言權很大，說話分量亦很重」，這個說法有較大片面性，因為除非特首限制行會成員的發言權、不理會成員的意見，否則單是這兩句說話，很難達至行會不及行政局的結論。若曾鈺成這兩句話是指出目前行會的情况，則另當別論。另外，昔日的港督不稔港情，需要行政局議員做「盲公竹」，今天的特首則在香港成長和長期生活，對香港事態的掌握與行會成員比較，起碼不遑多讓，所以，就特首與行會成員互動而判別行會的作用，顯然只是瞎子摸象。
檢視港英時期行政局的作用，必須放在整個體制來衡量，若當年港英對立法局不能做到如臂使指，一應行政局決策都會在立法局獲得通過，則行政局是否如現今不少人口中的英明神武，是一大疑問。所以，行政局與行政會議比較，成員不同、運作不同，只屬末節，最重要是時勢不同，主要在於立法會起到真正監督政府的功能，與立法局充分配合港英政府施政，完全是兩回事。
「梁班子」行政會議的林奮強和張震遠出事，涉及梁振英個人的特定因素，與行會結構無關，以用人不當來否定行政會議，失之於偏。若張震遠事件真箇觸發檢視行會的角色和職能，則要接受政治生態轉變的事實，不單行會，對整體政治體制也要全面檢討，才可能找到改善方法，若認為單是調整行政會議就會帶來改變，只會徒勞無功。
政黨政治或執政聯盟
乃破解管治困局出路
我們認為有兩個改變，可望把香港帶出管治困局：
（1）實施政黨政治，由在立法會佔大多數議席的政黨（或結合其他政黨形成大多數）執政，建立起責任政治的倫理，做得好與不好，由選民以手中選票說話，決定由哪個政黨（或黨派）組織政府，管治香港。用民主選舉、選票解決管治困局，是最佳選擇，既體現港人治港，也彰顯港人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2）另一選擇是聯合立法會一些黨派，組成執政聯盟，在議會通過法律，使政府得以施政。這個執政聯盟必須強固，不能就議題而聚散，過去建制派成員為了選票而背棄政府，並不少見。
不過，執政聯盟主要建基於利益考慮，成員難以從一而終，這是執政聯盟天生缺陷，為政府施政增加不確定性。所以，總的而言，為了香港好，應該推行政黨政治。
歡迎回應 [email protected]
行政局與行政會議
作用有別因時勢不同
近期討論，涉及行政會議與行政局的比較，主要指出成員不同和運作不同。成員方面，港英時期的行政局，除了官方成員，英資大行包括匯豐銀行、怡和、太古、會德豐等主要高層人物，是主要組成；還有依附於英資與港英政府的華資和個別專業人士等，在各個領域都是代表性人物的社會精英；另外，歷任總督由英廷派遣來港，對香港內部事務、風俗人情等知之不多，於具體政策制訂多倚仗行政局，此所以說當時的行政局是具有相當實權的決策機構，港督在會議中擔當猶如「指揮交通」角色，緣由在此。
港英政府的特定因素和決策模式，決定了行政局議員位高權重，此外，行政局的決定必然可以落實成為政策，影響千家萬戶，影響力之大，決定了行政局、行政局議員的尊貴和權威。這是主要由於港英政府充分掌控立法局，在全部議席都由政府委任的年代，立法局根本就是橡皮圖章，即使在1991年引入地區直選議席之後，立法局的親政府力量仍佔大多數，所以，立法局為政府保駕護航，通過法律，落實政策，是營造行政局權威和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重要因素。
近期，不少意見認為行政會議成員不夠班，特別是個別被標籤為「梁粉」的人，備受揶揄，然則，現在即使行會成員大換血，仿效港英行政局以商界主導的結構，把主要華資、中資都延攬入會，加上一些官員和專業人士，是否就可以達至殖民地時代行政局的效果？只要對本港政治生態稍有認知的人，相信都會給予否定答案。現在立法會的工作，不會配合政府施政，而是與政府對着幹，由董建華到曾蔭權，經常發生政策受制於立法會而未能落實的情况。可以斷言，即使當年港英政府的行政局遇上現在的立法會，行政局和行政局議員的光環，也會褪色。
曾鈺成說行政會議作用不及行政局，具體只提及行政局議員在港督面前發言權很大，說話分量亦很重，若港督不接納局內大多數議員的意見，另作決定，必須解釋清楚，並把相關理由記錄在案，供英國政府過目。根據《基本法》第56條規定，也有類似「記錄在案」的規定，不過，基於港人治港，是否容許和接受中央政府過問特首與行會成員的分歧，需要仔細思量。基本上，我們認為中央政府不宜介入。
港英時期行政局的地位和權威由許多因素組成，當日曾鈺成只指出「行政局議員在港督面前發言權很大，說話分量亦很重」，這個說法有較大片面性，因為除非特首限制行會成員的發言權、不理會成員的意見，否則單是這兩句說話，很難達至行會不及行政局的結論。若曾鈺成這兩句話是指出目前行會的情况，則另當別論。另外，昔日的港督不稔港情，需要行政局議員做「盲公竹」，今天的特首則在香港成長和長期生活，對香港事態的掌握與行會成員比較，起碼不遑多讓，所以，就特首與行會成員互動而判別行會的作用，顯然只是瞎子摸象。
檢視港英時期行政局的作用，必須放在整個體制來衡量，若當年港英對立法局不能做到如臂使指，一應行政局決策都會在立法局獲得通過，則行政局是否如現今不少人口中的英明神武，是一大疑問。所以，行政局與行政會議比較，成員不同、運作不同，只屬末節，最重要是時勢不同，主要在於立法會起到真正監督政府的功能，與立法局充分配合港英政府施政，完全是兩回事。
「梁班子」行政會議的林奮強和張震遠出事，涉及梁振英個人的特定因素，與行會結構無關，以用人不當來否定行政會議，失之於偏。若張震遠事件真箇觸發檢視行會的角色和職能，則要接受政治生態轉變的事實，不單行會，對整體政治體制也要全面檢討，才可能找到改善方法，若認為單是調整行政會議就會帶來改變，只會徒勞無功。
政黨政治或執政聯盟
乃破解管治困局出路
我們認為有兩個改變，可望把香港帶出管治困局：
（1）實施政黨政治，由在立法會佔大多數議席的政黨（或結合其他政黨形成大多數）執政，建立起責任政治的倫理，做得好與不好，由選民以手中選票說話，決定由哪個政黨（或黨派）組織政府，管治香港。用民主選舉、選票解決管治困局，是最佳選擇，既體現港人治港，也彰顯港人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2）另一選擇是聯合立法會一些黨派，組成執政聯盟，在議會通過法律，使政府得以施政。這個執政聯盟必須強固，不能就議題而聚散，過去建制派成員為了選票而背棄政府，並不少見。
不過，執政聯盟主要建基於利益考慮，成員難以從一而終，這是執政聯盟天生缺陷，為政府施政增加不確定性。所以，總的而言，為了香港好，應該推行政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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