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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57年出生的李卓人，經歷過1970年代的火紅學運歲月，也經歷10年文革浩劫的中國多災多難，孕育了那一代學運青年要拯救苦難中國的使命感。相隔37年，1994年出生的張秀賢體驗到的中國卻是經濟起飛的時代，還看到自由行、搶奶粉等問題，香港的獨特文化和價值漸失去。正如李卓人所形容張秀賢一代體驗的是「霸權中國」，張秀賢認為，愛國並不是必然發生的事。
李卓人說﹕「我那一代是70年代學運，所謂火紅年代，我自己是社會派，定位是關心香港社會，同時關注中國的異見人士，會看大字報，看魏京生，對共產黨有批判。」他說，那時多是讀傷痕文學，「看白樺，講那些『我愛國家，國家愛我嗎？』體驗文革批鬥中的痛苦。」正因為這種痛苦因素，「有種使命覺得要搞掂它（中國民主）」。
張：關懷內地 先保衛本土價值
六四事件發生時，張秀賢尚未出生，其後接觸六四是因為老師在中學早會提及，對於中國的印象，是隨着自由行令香港名店林立，香港本土的文化價值日漸失去，他要改變中國、關懷內地受壓迫人民，動力來源是要保衛香港的本土價值。
李卓人這樣形容﹕「我的時代是苦難中國時代，他（張秀賢）則是霸權中國時代。我們的中國在苦難中，文革浩劫後專制苦難持續，現在則財大氣粗。所以在文化反抗方面，他們（新一代）可能強些，我們沒那麼強，因為覺得中國苦難，因此有同理心。」
李卓人說﹕「我那一代是70年代學運，所謂火紅年代，我自己是社會派，定位是關心香港社會，同時關注中國的異見人士，會看大字報，看魏京生，對共產黨有批判。」他說，那時多是讀傷痕文學，「看白樺，講那些『我愛國家，國家愛我嗎？』體驗文革批鬥中的痛苦。」正因為這種痛苦因素，「有種使命覺得要搞掂它（中國民主）」。
張：關懷內地 先保衛本土價值
六四事件發生時，張秀賢尚未出生，其後接觸六四是因為老師在中學早會提及，對於中國的印象，是隨着自由行令香港名店林立，香港本土的文化價值日漸失去，他要改變中國、關懷內地受壓迫人民，動力來源是要保衛香港的本土價值。
李卓人這樣形容﹕「我的時代是苦難中國時代，他（張秀賢）則是霸權中國時代。我們的中國在苦難中，文革浩劫後專制苦難持續，現在則財大氣粗。所以在文化反抗方面，他們（新一代）可能強些，我們沒那麼強，因為覺得中國苦難，因此有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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