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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訪問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與鄧小平會面。兩人敲定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框架，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正式進入倒數階段。
英國全面撤出的消息公布後，香港社會人心惶惶。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在中英之間匆忙奔走，先是跑到倫敦，然後又轉到北京，向兩國政府反映港人的憂慮和訴求。其中，鄧小平在接見兩局代表鍾士元、鄧蓮如及利國偉時，重申「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對港政策，但同時拋下了這一句說話：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30年後的今天，這一句說話恍如不散的幽靈，再次在維多利亞港的上空徘徊。
上星期，梁振英在紐約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提到香港實行普選可能會引發中港衝突，因北京有權拒絕任命港人選出的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一直被指玩弄「語言偽術」，這一番說話倒是坦率地點出了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觸動「港人治港」的核心矛盾
回歸後的兩次政制改革（2005及2010年），主戰場都在立法會選舉，爭議焦點在於如何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區議會間選、超級區議員方案），特首選舉應該如何改革，一直不是各方討論焦點——反正特首選委會是800人、1200人還是1600人，都不會改變其小圈子選舉本質，遑論影響北京在香港的管治權。
換言之，我們雖然經歷了兩次政改爭議，卻從未有真正觸動何謂「港人治港」的核心政制矛盾：「港人治港」到底是由什麼人來治港？「港人治港」應否設有界線？「港人治港」的界線是什麼？又由誰來劃定這條界線？
今回政改之爭，各方將無法再迴避上述的核心問題——因為主要戰場已經轉移到2017特首普選，2016立法會選舉改革幾乎無人理會。
兩套「港人治港」觀念直接衝突
一直以來，北京心目中的「港人治港」都有一條界線，官方的說法是「愛國者治港」，說穿了就是特首需擔當北京的忠誠代理人，代表中央在香港行使管治權。
今回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在於如何劃定「港人治港」的界線與範圍：「港人治港」應否有「愛國者治港」這一條界線？若然要劃出一條界線，到底是由北京、提名委員會、還是香港選民來劃線？任何特首普選方案的具體設計，都必須放在這個框架來討論，否則只是抓不着核心的泛泛之談。
顯而易見，北京堅持「港人治港」必須維持「愛國者治港」的界線，並且是由北京來決定如何劃線，因此喬曉陽才會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公開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並提出由提名委員把關審核特首候選人，中央必要時亦可拒絕任命普選產生的特首。另一方面，不少香港巿民也並非完全否定「港人治港」應有一定界線，卻大多認為應該交由香港選民來劃線，而不是將決定權交予提名委員會或北京領導人。
北京與港人對「港人治港」的理解南轅北轍，要橫跨二者之間的鴻溝，找出一套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共識，本來已經近乎是不可能。不幸地，近年北京對港政策日趨強硬，十八大後北京不斷強調要維護好中央權力（例如特首述職及報告制度化、抓好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等等），中央領導人顯然正在進一步收緊、而不是鬆動「港人治港」的界線；同時間，香港本土意識抬頭，自治呼聲高唱入雲，港人對北京的干預日益抗拒，部分新世代甚至從根本上否定任何對「港人治港」的設限——中港之間的政治差距日益擴大，正在把任何僅餘的政改妥協空間迅速擠掉。而隨着政改之爭進一步白熱化，兩套「港人治港」觀念必然會全面衝突，並將社會推向嚴重撕裂以至暴亂邊緣。
30年前，中英協定將香港歸還大陸，卻透過拖延實行特首普選，將「港人治港」的內涵空洞化。30年後的今天，特首普選已經無法再迴避，北京及香港人都必須直接面對如何定義「港人治港」的核心問題。
「港人治港」最終要往何處去？這是今回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網址：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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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全面撤出的消息公布後，香港社會人心惶惶。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在中英之間匆忙奔走，先是跑到倫敦，然後又轉到北京，向兩國政府反映港人的憂慮和訴求。其中，鄧小平在接見兩局代表鍾士元、鄧蓮如及利國偉時，重申「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對港政策，但同時拋下了這一句說話：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30年後的今天，這一句說話恍如不散的幽靈，再次在維多利亞港的上空徘徊。
上星期，梁振英在紐約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提到香港實行普選可能會引發中港衝突，因北京有權拒絕任命港人選出的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一直被指玩弄「語言偽術」，這一番說話倒是坦率地點出了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觸動「港人治港」的核心矛盾
回歸後的兩次政制改革（2005及2010年），主戰場都在立法會選舉，爭議焦點在於如何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區議會間選、超級區議員方案），特首選舉應該如何改革，一直不是各方討論焦點——反正特首選委會是800人、1200人還是1600人，都不會改變其小圈子選舉本質，遑論影響北京在香港的管治權。
換言之，我們雖然經歷了兩次政改爭議，卻從未有真正觸動何謂「港人治港」的核心政制矛盾：「港人治港」到底是由什麼人來治港？「港人治港」應否設有界線？「港人治港」的界線是什麼？又由誰來劃定這條界線？
今回政改之爭，各方將無法再迴避上述的核心問題——因為主要戰場已經轉移到2017特首普選，2016立法會選舉改革幾乎無人理會。
兩套「港人治港」觀念直接衝突
一直以來，北京心目中的「港人治港」都有一條界線，官方的說法是「愛國者治港」，說穿了就是特首需擔當北京的忠誠代理人，代表中央在香港行使管治權。
今回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在於如何劃定「港人治港」的界線與範圍：「港人治港」應否有「愛國者治港」這一條界線？若然要劃出一條界線，到底是由北京、提名委員會、還是香港選民來劃線？任何特首普選方案的具體設計，都必須放在這個框架來討論，否則只是抓不着核心的泛泛之談。
顯而易見，北京堅持「港人治港」必須維持「愛國者治港」的界線，並且是由北京來決定如何劃線，因此喬曉陽才會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公開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並提出由提名委員把關審核特首候選人，中央必要時亦可拒絕任命普選產生的特首。另一方面，不少香港巿民也並非完全否定「港人治港」應有一定界線，卻大多認為應該交由香港選民來劃線，而不是將決定權交予提名委員會或北京領導人。
北京與港人對「港人治港」的理解南轅北轍，要橫跨二者之間的鴻溝，找出一套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共識，本來已經近乎是不可能。不幸地，近年北京對港政策日趨強硬，十八大後北京不斷強調要維護好中央權力（例如特首述職及報告制度化、抓好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等等），中央領導人顯然正在進一步收緊、而不是鬆動「港人治港」的界線；同時間，香港本土意識抬頭，自治呼聲高唱入雲，港人對北京的干預日益抗拒，部分新世代甚至從根本上否定任何對「港人治港」的設限——中港之間的政治差距日益擴大，正在把任何僅餘的政改妥協空間迅速擠掉。而隨着政改之爭進一步白熱化，兩套「港人治港」觀念必然會全面衝突，並將社會推向嚴重撕裂以至暴亂邊緣。
30年前，中英協定將香港歸還大陸，卻透過拖延實行特首普選，將「港人治港」的內涵空洞化。30年後的今天，特首普選已經無法再迴避，北京及香港人都必須直接面對如何定義「港人治港」的核心問題。
「港人治港」最終要往何處去？這是今回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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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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