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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嶺南大學和公開大學先後公布新校長任命，惹來了「染紅」高等教育的猜測。然而，「染紅」之說，也受到一種反對「政治化」聲音的質疑。這種觀點認為，依據校長候選人過去發表的政治言論或曾擔任的政治職位而反對其委任，是「政治審查」，而校長候選人的政治取態，不應成為遴選的準則。
大學校長與政治
如果這種觀點正確，那麼提出不應作政治審查的校董會主席要求候選校長日後不再向公眾發表政治言論，便有點自相矛盾，而候選校長答應日後不再公開評論政治，也有自我政治審查之嫌。作為對比，於1917至1923年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從來都不掩飾其政治取向。暫不論他上任前曾加入政黨以至暗殺團體進行反清革命，在任期間，蔡先生繼續支持革命，公開宣揚其政治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論，月旦國際及國內政局時事，甚至參與筆戰、加入政治團體，發起「退款興學」、「教育獨立」運動；而為了徹底改革校風，曾力抗來自英國公使、北京政府外交總長的壓力；又為營救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積極進行政治游說，甚至數度請辭，抗議政府的劣行。樂於公開表達政治取態的蔡元培先生，不僅沒有因此而受到師生責難，更成為備受推崇、以維護學術自由而聞名的大學校長。
相反，如果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也就是說，校長候選人的公共政治觀點與其管治大學的價值、信念不致完全無關，而校長候選人過去發表的政治言論本身，或可以作為是否委任的其中一項準則。循這思路，一家以發揚中國文化並以中文命名的大學，理應考慮校長候選人參與公共政策討論時，是否支持中文在教育及社會的地位；同理，一所標榜liberal arts的大學，校長候選人對自由、教育、文化、藝術的政治取態，是否也該成為遴選的考慮？雖然，校長候選人過去不一定曾發表直接與大學願景和目標相關的言論，然而，根據這後一種觀點，在特定的語境下解讀他們的相關政治取態，判斷與大學所追求的願景和目標是否一致或矛盾，並以此作為其中的一項遴選準則，也並非完全不合情理。
假若「政治化」是指介入公共事務，嘗試依據特定的利益、價值或信念，企圖影響或改變社會發展和資源分配的走向，那麼像醫療、社福、文化藝術等領域或機構一樣，大學也不能完全避免「政治化」，尤其是在物質和文化（包括知識）資源急促兩極分化的社會脈絡之下。因此，一個真正守護大學學術自由的校長，恐怕不能迴避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務，抗拒各種可能會破壞學術自由的政治力量、利益、價值或信念，為大學師生的研究及學習爭取更自由和廣闊的空間。
問題因此並不在於是否存在所謂的「政治審查」，又或於遴選校長時應否「政治化」，而是在不斷變動的社會脈絡中，應怎樣理解甚或評估大學校長的政治取態，將對大學以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什麼影響。事實上，承諾上任後不再公開發表政治觀點，也是一種政治取態，而反「政治化」本身，亦是一種政治訴求。
當舊殖民制度碰上新政治局勢
嶺大學生對新校長遴選的強烈反應，也許出乎不少人意料。然而，倘若把它置放在近年香港政治社會脈絡的變動當中，卻頗有迹可尋。事實上，最近公開大學和2007年城大遴選校長時，也被學生批評程序不民主或黑箱作業；而除了大學遴選校長外，特區政府近年因循殖民委任諮詢制度的不少決策，包括高鐵、龍尾、新界東北等，也受到民間、政黨、專業人士的挑戰，反映出在新的社會脈絡下，建基於殖民時代的諮詢、決策制度和過程，已逐漸變得不合時宜。換句話說，學生的反對聲音所反映的「深層次社會矛盾」，其實是繼承自殖民政府、在過去「行之有效」的諮詢及決策體制與過程，在新的社會脈絡下，正陷入了嚴重的認受危機。
新的社會脈絡，主要是指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經濟資源的貧富懸殊導致或強化了政治力量各走極端，赤裸的利益爭奪再難以用語言偽術掩飾。特區政府接收了殖民時代的委任式諮詢、決策制度，並沒有隨着民意變化而開放，而是延續了殖民管治的由上而下、排拒在地民眾當家作主等欠民主、缺透明、乏問責特質。失去公平、公正、公義的政治設計，配合鼓吹競爭逐利的文化，容易滋長成王敗寇、勝者全取的邏輯，孕育被委任者一意孤行的政治取態；再加上統治階級在上次特首選舉中的公開分裂，不僅醜聞不斷，更削弱了統治「精英」的合作關係，令諮詢、委任制愈來愈缺乏廣泛的認受性。
以有權委任校長的大學校董會為例，其組成當中，除中港兩大以外，大部分（超過一半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教職員代表一般僅佔少數，學生更最多只有一至兩位代表*。換句話說，本地大學校長的遴選委任，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受控於完全缺乏民意授權的行政長官。
然而，當民眾（特別是青年）在政治經濟兩極化時代對民主、自由、平等的訴求如日方中，而缺乏民選授權的特首以至整個政府的認受性則每况愈下，沿用殖民時代的委任制，進行形式上的諮詢，作出由上而下的決策，自然難再不受挑戰；而在失卻民眾信任的前提下，僅寄望以公關修辭支撐不民主的決定，往往只會火上加油，令百姓更加反感。
統治階級的公關修辭愈來愈失效，甚至被譏諷為「語言偽術」，正體現過去的統治共識的崩解，反映了民眾的生活經驗和公關修辭之間的落差愈來愈大。例如，當遴選校長的決策及諮詢過程中，學生只能「觀察」，甚至不獲發相關資料，但仍說「重視學生參與」，缺乏說服力之餘，也顯得偽善；又當大部分校董均由特首經審查後委任，由這些校董會成員出來抱怨學生「政治審查」，也有點莫名其妙；而當音樂會、商舖打折也帶有維穩味道時，投訴社會不應「太政治化」的建制聲音，聽來好像變成了只許州官放火的反諷。
直面大學的政治責任
在不同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大學所扮演的角色，也將有所不同。今天，本港的大學，置身的是這樣的一個時代：過去10年，香港成為了全球貧富不均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經濟以每年4.5%增長的同時，本地實質工資的中位數卻在10年間下降了2.9%；當不少港人居住環境仍然惡劣、政府頻呼土地不足時，佔用大量公共土地的私人高球會的特權卻仍獲續約15年；政府高官以至廉政專員相繼陷入貪腐醜聞，退休終審法官憂慮法治前景，普選遙遙無期，新聞自由倒退。
面對這樣日益腐敗的政府管治、社會風氣、語言偽術，倘仍要求大學遠離「政治」，究竟意味什麼？又將產生怎樣的政治效果？面對缺乏民主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置身在這樣的不平等的社會脈絡中，倘大學校長只着眼於愈來愈與本地社群的需要和生活脫節的排名遊戲，又或甘於戴上「反政治化」的假面，實質卻站於高牆的一邊，而非像當年的蔡元培先生一樣，以學生的福祉為本、為自由平等公義奮鬥、堅守原則、介入社會、參與政事、積極抗爭，又如何能真正守護學術自由、宏揚知識？
*可參閱立法會相關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2/papers/bc520209cb2-945-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d/papers/ed0111cb2-712-2-c.pdf
◆延伸閱讀
張曉唯 - （2011）：《蔡元培》，北京：團結出版社
馮友蘭 - （2008）：〈蔡元培校長〉，收於藏東編《民國教授》，中國婦女出版社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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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長與政治
如果這種觀點正確，那麼提出不應作政治審查的校董會主席要求候選校長日後不再向公眾發表政治言論，便有點自相矛盾，而候選校長答應日後不再公開評論政治，也有自我政治審查之嫌。作為對比，於1917至1923年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從來都不掩飾其政治取向。暫不論他上任前曾加入政黨以至暗殺團體進行反清革命，在任期間，蔡先生繼續支持革命，公開宣揚其政治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論，月旦國際及國內政局時事，甚至參與筆戰、加入政治團體，發起「退款興學」、「教育獨立」運動；而為了徹底改革校風，曾力抗來自英國公使、北京政府外交總長的壓力；又為營救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積極進行政治游說，甚至數度請辭，抗議政府的劣行。樂於公開表達政治取態的蔡元培先生，不僅沒有因此而受到師生責難，更成為備受推崇、以維護學術自由而聞名的大學校長。
相反，如果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也就是說，校長候選人的公共政治觀點與其管治大學的價值、信念不致完全無關，而校長候選人過去發表的政治言論本身，或可以作為是否委任的其中一項準則。循這思路，一家以發揚中國文化並以中文命名的大學，理應考慮校長候選人參與公共政策討論時，是否支持中文在教育及社會的地位；同理，一所標榜liberal arts的大學，校長候選人對自由、教育、文化、藝術的政治取態，是否也該成為遴選的考慮？雖然，校長候選人過去不一定曾發表直接與大學願景和目標相關的言論，然而，根據這後一種觀點，在特定的語境下解讀他們的相關政治取態，判斷與大學所追求的願景和目標是否一致或矛盾，並以此作為其中的一項遴選準則，也並非完全不合情理。
假若「政治化」是指介入公共事務，嘗試依據特定的利益、價值或信念，企圖影響或改變社會發展和資源分配的走向，那麼像醫療、社福、文化藝術等領域或機構一樣，大學也不能完全避免「政治化」，尤其是在物質和文化（包括知識）資源急促兩極分化的社會脈絡之下。因此，一個真正守護大學學術自由的校長，恐怕不能迴避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務，抗拒各種可能會破壞學術自由的政治力量、利益、價值或信念，為大學師生的研究及學習爭取更自由和廣闊的空間。
問題因此並不在於是否存在所謂的「政治審查」，又或於遴選校長時應否「政治化」，而是在不斷變動的社會脈絡中，應怎樣理解甚或評估大學校長的政治取態，將對大學以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什麼影響。事實上，承諾上任後不再公開發表政治觀點，也是一種政治取態，而反「政治化」本身，亦是一種政治訴求。
當舊殖民制度碰上新政治局勢
嶺大學生對新校長遴選的強烈反應，也許出乎不少人意料。然而，倘若把它置放在近年香港政治社會脈絡的變動當中，卻頗有迹可尋。事實上，最近公開大學和2007年城大遴選校長時，也被學生批評程序不民主或黑箱作業；而除了大學遴選校長外，特區政府近年因循殖民委任諮詢制度的不少決策，包括高鐵、龍尾、新界東北等，也受到民間、政黨、專業人士的挑戰，反映出在新的社會脈絡下，建基於殖民時代的諮詢、決策制度和過程，已逐漸變得不合時宜。換句話說，學生的反對聲音所反映的「深層次社會矛盾」，其實是繼承自殖民政府、在過去「行之有效」的諮詢及決策體制與過程，在新的社會脈絡下，正陷入了嚴重的認受危機。
新的社會脈絡，主要是指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經濟資源的貧富懸殊導致或強化了政治力量各走極端，赤裸的利益爭奪再難以用語言偽術掩飾。特區政府接收了殖民時代的委任式諮詢、決策制度，並沒有隨着民意變化而開放，而是延續了殖民管治的由上而下、排拒在地民眾當家作主等欠民主、缺透明、乏問責特質。失去公平、公正、公義的政治設計，配合鼓吹競爭逐利的文化，容易滋長成王敗寇、勝者全取的邏輯，孕育被委任者一意孤行的政治取態；再加上統治階級在上次特首選舉中的公開分裂，不僅醜聞不斷，更削弱了統治「精英」的合作關係，令諮詢、委任制愈來愈缺乏廣泛的認受性。
以有權委任校長的大學校董會為例，其組成當中，除中港兩大以外，大部分（超過一半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教職員代表一般僅佔少數，學生更最多只有一至兩位代表*。換句話說，本地大學校長的遴選委任，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受控於完全缺乏民意授權的行政長官。
然而，當民眾（特別是青年）在政治經濟兩極化時代對民主、自由、平等的訴求如日方中，而缺乏民選授權的特首以至整個政府的認受性則每况愈下，沿用殖民時代的委任制，進行形式上的諮詢，作出由上而下的決策，自然難再不受挑戰；而在失卻民眾信任的前提下，僅寄望以公關修辭支撐不民主的決定，往往只會火上加油，令百姓更加反感。
統治階級的公關修辭愈來愈失效，甚至被譏諷為「語言偽術」，正體現過去的統治共識的崩解，反映了民眾的生活經驗和公關修辭之間的落差愈來愈大。例如，當遴選校長的決策及諮詢過程中，學生只能「觀察」，甚至不獲發相關資料，但仍說「重視學生參與」，缺乏說服力之餘，也顯得偽善；又當大部分校董均由特首經審查後委任，由這些校董會成員出來抱怨學生「政治審查」，也有點莫名其妙；而當音樂會、商舖打折也帶有維穩味道時，投訴社會不應「太政治化」的建制聲音，聽來好像變成了只許州官放火的反諷。
直面大學的政治責任
在不同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大學所扮演的角色，也將有所不同。今天，本港的大學，置身的是這樣的一個時代：過去10年，香港成為了全球貧富不均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經濟以每年4.5%增長的同時，本地實質工資的中位數卻在10年間下降了2.9%；當不少港人居住環境仍然惡劣、政府頻呼土地不足時，佔用大量公共土地的私人高球會的特權卻仍獲續約15年；政府高官以至廉政專員相繼陷入貪腐醜聞，退休終審法官憂慮法治前景，普選遙遙無期，新聞自由倒退。
面對這樣日益腐敗的政府管治、社會風氣、語言偽術，倘仍要求大學遠離「政治」，究竟意味什麼？又將產生怎樣的政治效果？面對缺乏民主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置身在這樣的不平等的社會脈絡中，倘大學校長只着眼於愈來愈與本地社群的需要和生活脫節的排名遊戲，又或甘於戴上「反政治化」的假面，實質卻站於高牆的一邊，而非像當年的蔡元培先生一樣，以學生的福祉為本、為自由平等公義奮鬥、堅守原則、介入社會、參與政事、積極抗爭，又如何能真正守護學術自由、宏揚知識？
*可參閱立法會相關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bc/bc52/papers/bc520209cb2-945-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d/papers/ed0111cb2-71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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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唯 - （2011）：《蔡元培》，北京：團結出版社
馮友蘭 - （2008）：〈蔡元培校長〉，收於藏東編《民國教授》，中國婦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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