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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早前，羅范椒芬發表〈發展民主制度，兼顧硬件軟件〉一文。觀乎她的身分，我們可合理期望，她憑着應有的學術知識和工作經驗，分析並建議如何改善香港政制。失望的是，全篇文章不單遠遜我們的合理期望，更甚者，是她不單借題發揮將民主政制矮化、醜化，文章內容更清楚顯示，她的邏輯思辨能力大有問題。
邏輯思辨能力大有問題
第一，我們看不到她對現有政制問題作出深刻的反思，我們看到的，是她渲染、攻擊一個「民主只着眼一人一票」、「民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立會咱蟆妡麻Z亂朝綱」……等等的稻草人。文章的信息十分明顯：以為民主發展可以拯救香港，其實，民主政治的問題多着呢！我們不能否定，民主政治有不少問題。但我們關心的，其實應該是如何按照香港目前的實際情况，去發展民主。
第二，雖然她以發展民主為題，但她居然沒有討論民主發展可為香港帶來的好處。如果羅范椒芬對香港政治有足夠的關心，或懂得運用她學到的知識，她理應討論如何改善香港的政制問題。羅范椒芬不反思己方的缺失，又不客觀分析民主的長處，只着眼其短處，這是自己倒退一百步，卻反笑人家的五十步。她在論證過程中甚至犯下了一個非常明顯的邏輯謬誤：邏輯學稱之為「肯定後件謬誤」（Fallacy of Affirming the Consequent）。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下雨（前件），那地面就會濕了（後件）。若我們只因地面濕了，便推斷是由下雨造成，就犯了肯定後件謬誤。同樣道理，羅范椒芬只看到西方國家的社會現象（例如是青年失業），便將之歸咎於民主制度。她可想過以上現象有其他成因？對邏輯和比較政治有一點理解的人，都不會犯下如斯明顯的錯誤。
為何要引用熊比特？
退十萬步，即使羅范椒芬嚴謹地處理以上問題，她仍然欠讀者一個交代：她為何要引用熊比特的論述？熊比特的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在1942年面世，他對民主的觀察，某部分是來自因歷史、文化等原因而告終的威瑪共和國。這本70多年前的著作，如何為今天的香港民主發展帶來啟示？
參閱羅范椒芬的文章時，讀者大概會留意到一點：菁英（elite），或是她口中的管治人才，被認為是實踐民主的條件。如果大家能花一點時間閱讀《資》的原文，就會完全明白羅范椒芬引述熊比特的用意——他的理論稱為「菁英民主理論」，旨在挑戰「經典民主理論」（classical theory of democracy）的前提：權力由人民行使（rule by the people）。他認為後者未有真實地闡述政府權力的來源：人民有權選擇治理者，但他們的角色僅止於此。在一個民主制度裏，實際上行使權力的人是菁英，熊比特亦視之為理所當然，因為人民不具專業知識，政策審議應該是菁英的工作。
為何熊比特會提出「成功的民主實踐的四個條件」呢？答案呼之欲出：他認為菁英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舉足輕重，才會提出菁英應該恪守的倫理以及權限。在這一點上，他和德國政經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想法非常相似。熊比特認為民主制度（即羅范椒芬口中的「硬件」），再加上這「四個條件」，就是百分百、完美民主的充足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s）。
羅范椒芬沒有審視熊比特對民主的一點觀察及其立論的背景（context），純粹以「四個條件」來分析香港政局，實屬誤導。在實行民主時，選民的角色是否僅止於投票？熊比特只着眼於如何規範菁英的政治活動，並認為只要做到這一點，再加上選民的授權，就等同完美民主，這種保守的意見已被不少學者反駁。美國政治學者John Fishkin所提倡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便是其中一個反證：為補充代議民主的不足，選民應透過機制，定期就特定的議題進行商討，參與者亦需要事先閱讀有關資料。實證所得，透過參與，選民會因為對議題更了解而改變看法，而菁英主導的政策討論的機會亦隨之減低。
我們可以民主制度為基本條件，並以參與文化、政治倫理為最終目標，而在今天的香港，我們首先要問的應該是：從前將社會菁英行政吸納（administrative-adoption）的政治制度，是否仍然適用？如答案為「否」，那我們的政制，要如何改革，才可以將現時建制以外的菁英囊括其中？我們認為香港要民主化，並非純粹為了要追求普世價值，而是要回應今天政制發展的需要。畢竟，羅范椒芬都承認，現時的香港政局，「能人志士都退避三舍」。我們於此不評論她是高瞻遠矚的「政治家」，為利益集團服務、看風駛舵的「政客」，抑或謀一己私利、尸位素餐的「政棍」。反正大家看過她的文章，再結合她其他的言行後，都會心中有數。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邏輯思辨能力大有問題
第一，我們看不到她對現有政制問題作出深刻的反思，我們看到的，是她渲染、攻擊一個「民主只着眼一人一票」、「民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立會咱蟆妡麻Z亂朝綱」……等等的稻草人。文章的信息十分明顯：以為民主發展可以拯救香港，其實，民主政治的問題多着呢！我們不能否定，民主政治有不少問題。但我們關心的，其實應該是如何按照香港目前的實際情况，去發展民主。
第二，雖然她以發展民主為題，但她居然沒有討論民主發展可為香港帶來的好處。如果羅范椒芬對香港政治有足夠的關心，或懂得運用她學到的知識，她理應討論如何改善香港的政制問題。羅范椒芬不反思己方的缺失，又不客觀分析民主的長處，只着眼其短處，這是自己倒退一百步，卻反笑人家的五十步。她在論證過程中甚至犯下了一個非常明顯的邏輯謬誤：邏輯學稱之為「肯定後件謬誤」（Fallacy of Affirming the Consequent）。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下雨（前件），那地面就會濕了（後件）。若我們只因地面濕了，便推斷是由下雨造成，就犯了肯定後件謬誤。同樣道理，羅范椒芬只看到西方國家的社會現象（例如是青年失業），便將之歸咎於民主制度。她可想過以上現象有其他成因？對邏輯和比較政治有一點理解的人，都不會犯下如斯明顯的錯誤。
為何要引用熊比特？
退十萬步，即使羅范椒芬嚴謹地處理以上問題，她仍然欠讀者一個交代：她為何要引用熊比特的論述？熊比特的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在1942年面世，他對民主的觀察，某部分是來自因歷史、文化等原因而告終的威瑪共和國。這本70多年前的著作，如何為今天的香港民主發展帶來啟示？
參閱羅范椒芬的文章時，讀者大概會留意到一點：菁英（elite），或是她口中的管治人才，被認為是實踐民主的條件。如果大家能花一點時間閱讀《資》的原文，就會完全明白羅范椒芬引述熊比特的用意——他的理論稱為「菁英民主理論」，旨在挑戰「經典民主理論」（classical theory of democracy）的前提：權力由人民行使（rule by the people）。他認為後者未有真實地闡述政府權力的來源：人民有權選擇治理者，但他們的角色僅止於此。在一個民主制度裏，實際上行使權力的人是菁英，熊比特亦視之為理所當然，因為人民不具專業知識，政策審議應該是菁英的工作。
為何熊比特會提出「成功的民主實踐的四個條件」呢？答案呼之欲出：他認為菁英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舉足輕重，才會提出菁英應該恪守的倫理以及權限。在這一點上，他和德國政經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想法非常相似。熊比特認為民主制度（即羅范椒芬口中的「硬件」），再加上這「四個條件」，就是百分百、完美民主的充足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s）。
羅范椒芬沒有審視熊比特對民主的一點觀察及其立論的背景（context），純粹以「四個條件」來分析香港政局，實屬誤導。在實行民主時，選民的角色是否僅止於投票？熊比特只着眼於如何規範菁英的政治活動，並認為只要做到這一點，再加上選民的授權，就等同完美民主，這種保守的意見已被不少學者反駁。美國政治學者John Fishkin所提倡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便是其中一個反證：為補充代議民主的不足，選民應透過機制，定期就特定的議題進行商討，參與者亦需要事先閱讀有關資料。實證所得，透過參與，選民會因為對議題更了解而改變看法，而菁英主導的政策討論的機會亦隨之減低。
我們可以民主制度為基本條件，並以參與文化、政治倫理為最終目標，而在今天的香港，我們首先要問的應該是：從前將社會菁英行政吸納（administrative-adoption）的政治制度，是否仍然適用？如答案為「否」，那我們的政制，要如何改革，才可以將現時建制以外的菁英囊括其中？我們認為香港要民主化，並非純粹為了要追求普世價值，而是要回應今天政制發展的需要。畢竟，羅范椒芬都承認，現時的香港政局，「能人志士都退避三舍」。我們於此不評論她是高瞻遠矚的「政治家」，為利益集團服務、看風駛舵的「政客」，抑或謀一己私利、尸位素餐的「政棍」。反正大家看過她的文章，再結合她其他的言行後，都會心中有數。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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