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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過去10年，主導香港政治的因素只有一個：中港矛盾。
主導香港政治的因素：
中港矛盾
對於一國兩制，回歸時不論是自願或因為沒有選擇而留下來的港人，心情固然忐忑，但相信不少人仍對這個承諾持觀望態度，因為當時國內改革開放已漸見成果，經濟騰飛大有如箭在弦之勢，難免令人對回歸抱有憧憬，但這份良好願望，更多是源自人們對香港制度的自信。大家心裏明白，兩制終有成為一制的一天，但始終盼望這種融合會是一個去蕪存菁、制度完善的過程。大家選擇相信與國際接軌、實踐證明對推動經濟發展、促進人文素養均優於國內制度的港式規範，必然會主導這個過程，把終極的一制推到一個理想方向。換言之，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並不是因為《基本法》的條文框架，而是建基於大陸的制度將會愈來愈像香港的一套的假設上。
不過，國內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超出預期。步進21世紀，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其國際地位也大大提高，足以與美國分庭抗禮。香港的制度優勢和軟實力對大陸的影響，也隨着中國在世界經貿秩序上的快速崛起而慢慢褪色。香港甚至反過來要依賴國內經濟支援，港人也眼見自己愈來愈需要在制度規章甚至辦事作風上遷就國內一套，心裏更感不安。更不幸的是，國內經濟實力的提升，並沒有令北京政府對人權法治等概念上有明顯的態度改變，而改革的成就也未能令中央政府更有自信，始終沒有決心去推行政治改革、發展民主。
在國勢日隆的亢奮下，北京也顯得自我感覺良好，也更難接受港人民心未回歸的事實，開始顯得煩躁不安心中不爽，也對特區形勢接二連三作出錯誤判斷，把中港關係進一步推向深淵。10年間，北京一而再、再而三以粗暴手法嘗試要港人表示忠誠愛黨「愛國」；在民主政制問題上，北京長年對港人合理訴求置若罔聞；近月種種「權在中央」的言論，更是試圖要以泰山壓頂、君臨天下的強勢去懾服港人。殊不知這些由極左思維主導的對港政策，正一步一步把兩地矛盾激化，催生了港人更多恐懼之情和抗拒心態。
不再抱有幻想
總而言之，10年以來，港人對由特區主導的兩制融合的可能性不再抱有幻想。當年的輸出經驗、影響內地、推動國家現代化的豪情壯語早已蕩然無存，而原來的積極自信已完全由恐懼、悲觀甚至抵制等負面情緒所取代。最極端的反應，是以鼓吹兩制分割、抗拒融合的「城邦自治」、「我不是中國人」等主張。到今天為止，這些以劃地為牢、以封鎖香港以求自保的論述雖然在小圈子廣為流傳，但尚未成為社會的主流觀點。但10年間，中港間的緊張關係確實催生出一種事事從中港矛盾脈絡分析、時刻主張要與北京對着幹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態度也逐漸成為了社運界政界的主導思想。○三七一確實啟蒙了新生一代對政治的興趣和關注，10年間也湧現了不少的年輕人組織和團體，在各個範疇裏追求公義，為弱勢社群發聲。這些發展，固然值得欣喜。然而，在這些積極的社會關懷背後，卻存在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政治新生代對公共權力的徹底抗拒，甚至以拖垮政府為目的。
不共戴天之仇正邪不兩立
近年，在關心社會朋友中逐漸浮現出一種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正邪不兩立的情緒，要徹底與政權劃清界線、不相往來，更遑論與其對話尋求出路。這背後的邏輯，是特區政府和特首本人，只是邪惡的北京政權的傀儡，特首也只會對北京唯唯諾諾，完全不會站在港人角度想問題，所以也沒有什麼對話必要。按此邏輯，要迫使北京就範就必須要先令特區政府寸步難行，甚至要特首下台，總之務求要北京「吃盡苦頭」，香港方能有出路。
公民社會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和抗拒，絕對可以理解。過去10年特區政府失誤頻頻、改革無方，令不公不義情况一再出現，近年連官員操守誠信也出現問題，實在令人氣憤難平。因此社運人士民意代表集中火力去揭露政府劣政與失誤為民發聲，是應有之義，合情合理。然而，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就是沒有公權介入、沒有公共資源支援、沒有法例政策的配合，所有我們所痛恨的不公平現象和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都只會延續下去。在良性政治中，以抗爭聲討揭露黑暗面、向政府施加壓力只能是手段，不應是目的。就是說，我們始終要想想如何去與政府建立某種形式的協同關係，去實事求是地利用公權去解決各種問題。今天，我們不再如當年只是要去拒絕23條惡法；當下我們要解決的，是一連串社會改革的議題，堅定說不以後，又如何走下去呢？在日益澎湃的關心政治氛圍表象和慷慨激昂的表態背後，我們見到的是對現實問題的迴避與拖延。大家都選擇以最政治正確、最合乎自己圈子的情緒的言語，立於不敗之地去重複又重複地去對政府作千篇一律的批判，任何爭議都馬上被提升至中港矛盾高度，但大家並無打算真真正正去處理相關政策問題，又或者只會顧左右而言他。中港歧異、「土共治港」、「拒絕赤化」等等的口號，確實是便捷有效的政治動員手段，但以這種二分思維替代政策討論、以政治言語杜絕所有尋求共識、尋找解決問題辦法的對話，又是否我們所追求的理想公共決策過程？我們又是否真的想香港這樣走下去？我十分懷疑。
各自要調整相互博弈的策略
特區走到今天，已到了政治的死胡同。要走出這個困局，中港雙方都要作出努力，各自要調整相互博弈的策略，以達至彼此均可以接受的平衡點，在高度自治原則下共同處理特區內部的各種問題。但舉目四望，實在看不到有任何政治領袖有能力、有勇氣、有意志願意站出來去解開中港對立這個死結。明年的政改，將會是我們突破困局的最後機會。普選不會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中港矛盾也不會因此完全消失，但合理的政制改革至少能挽回港人對北京的一點信任，相信中港之間還是有對話的可能，雙方也可以在新的起步點去揣摩共處之道。否則，特區只會永遠陷入一個官民全面對立、中港劍拔弩張的敗局之中。在當前的政治現實下，突破困局的主動權就在中央手中。提出一個合乎港人合理期望、貫徹民主普選承諾的政制方案，便是關鍵所在。一國兩制存亡興廢、特區善治可有明天，全在北京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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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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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香港政治的因素：
中港矛盾
對於一國兩制，回歸時不論是自願或因為沒有選擇而留下來的港人，心情固然忐忑，但相信不少人仍對這個承諾持觀望態度，因為當時國內改革開放已漸見成果，經濟騰飛大有如箭在弦之勢，難免令人對回歸抱有憧憬，但這份良好願望，更多是源自人們對香港制度的自信。大家心裏明白，兩制終有成為一制的一天，但始終盼望這種融合會是一個去蕪存菁、制度完善的過程。大家選擇相信與國際接軌、實踐證明對推動經濟發展、促進人文素養均優於國內制度的港式規範，必然會主導這個過程，把終極的一制推到一個理想方向。換言之，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並不是因為《基本法》的條文框架，而是建基於大陸的制度將會愈來愈像香港的一套的假設上。
不過，國內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超出預期。步進21世紀，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其國際地位也大大提高，足以與美國分庭抗禮。香港的制度優勢和軟實力對大陸的影響，也隨着中國在世界經貿秩序上的快速崛起而慢慢褪色。香港甚至反過來要依賴國內經濟支援，港人也眼見自己愈來愈需要在制度規章甚至辦事作風上遷就國內一套，心裏更感不安。更不幸的是，國內經濟實力的提升，並沒有令北京政府對人權法治等概念上有明顯的態度改變，而改革的成就也未能令中央政府更有自信，始終沒有決心去推行政治改革、發展民主。
在國勢日隆的亢奮下，北京也顯得自我感覺良好，也更難接受港人民心未回歸的事實，開始顯得煩躁不安心中不爽，也對特區形勢接二連三作出錯誤判斷，把中港關係進一步推向深淵。10年間，北京一而再、再而三以粗暴手法嘗試要港人表示忠誠愛黨「愛國」；在民主政制問題上，北京長年對港人合理訴求置若罔聞；近月種種「權在中央」的言論，更是試圖要以泰山壓頂、君臨天下的強勢去懾服港人。殊不知這些由極左思維主導的對港政策，正一步一步把兩地矛盾激化，催生了港人更多恐懼之情和抗拒心態。
不再抱有幻想
總而言之，10年以來，港人對由特區主導的兩制融合的可能性不再抱有幻想。當年的輸出經驗、影響內地、推動國家現代化的豪情壯語早已蕩然無存，而原來的積極自信已完全由恐懼、悲觀甚至抵制等負面情緒所取代。最極端的反應，是以鼓吹兩制分割、抗拒融合的「城邦自治」、「我不是中國人」等主張。到今天為止，這些以劃地為牢、以封鎖香港以求自保的論述雖然在小圈子廣為流傳，但尚未成為社會的主流觀點。但10年間，中港間的緊張關係確實催生出一種事事從中港矛盾脈絡分析、時刻主張要與北京對着幹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態度也逐漸成為了社運界政界的主導思想。○三七一確實啟蒙了新生一代對政治的興趣和關注，10年間也湧現了不少的年輕人組織和團體，在各個範疇裏追求公義，為弱勢社群發聲。這些發展，固然值得欣喜。然而，在這些積極的社會關懷背後，卻存在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政治新生代對公共權力的徹底抗拒，甚至以拖垮政府為目的。
不共戴天之仇正邪不兩立
近年，在關心社會朋友中逐漸浮現出一種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正邪不兩立的情緒，要徹底與政權劃清界線、不相往來，更遑論與其對話尋求出路。這背後的邏輯，是特區政府和特首本人，只是邪惡的北京政權的傀儡，特首也只會對北京唯唯諾諾，完全不會站在港人角度想問題，所以也沒有什麼對話必要。按此邏輯，要迫使北京就範就必須要先令特區政府寸步難行，甚至要特首下台，總之務求要北京「吃盡苦頭」，香港方能有出路。
公民社會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和抗拒，絕對可以理解。過去10年特區政府失誤頻頻、改革無方，令不公不義情况一再出現，近年連官員操守誠信也出現問題，實在令人氣憤難平。因此社運人士民意代表集中火力去揭露政府劣政與失誤為民發聲，是應有之義，合情合理。然而，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就是沒有公權介入、沒有公共資源支援、沒有法例政策的配合，所有我們所痛恨的不公平現象和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都只會延續下去。在良性政治中，以抗爭聲討揭露黑暗面、向政府施加壓力只能是手段，不應是目的。就是說，我們始終要想想如何去與政府建立某種形式的協同關係，去實事求是地利用公權去解決各種問題。今天，我們不再如當年只是要去拒絕23條惡法；當下我們要解決的，是一連串社會改革的議題，堅定說不以後，又如何走下去呢？在日益澎湃的關心政治氛圍表象和慷慨激昂的表態背後，我們見到的是對現實問題的迴避與拖延。大家都選擇以最政治正確、最合乎自己圈子的情緒的言語，立於不敗之地去重複又重複地去對政府作千篇一律的批判，任何爭議都馬上被提升至中港矛盾高度，但大家並無打算真真正正去處理相關政策問題，又或者只會顧左右而言他。中港歧異、「土共治港」、「拒絕赤化」等等的口號，確實是便捷有效的政治動員手段，但以這種二分思維替代政策討論、以政治言語杜絕所有尋求共識、尋找解決問題辦法的對話，又是否我們所追求的理想公共決策過程？我們又是否真的想香港這樣走下去？我十分懷疑。
各自要調整相互博弈的策略
特區走到今天，已到了政治的死胡同。要走出這個困局，中港雙方都要作出努力，各自要調整相互博弈的策略，以達至彼此均可以接受的平衡點，在高度自治原則下共同處理特區內部的各種問題。但舉目四望，實在看不到有任何政治領袖有能力、有勇氣、有意志願意站出來去解開中港對立這個死結。明年的政改，將會是我們突破困局的最後機會。普選不會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中港矛盾也不會因此完全消失，但合理的政制改革至少能挽回港人對北京的一點信任，相信中港之間還是有對話的可能，雙方也可以在新的起步點去揣摩共處之道。否則，特區只會永遠陷入一個官民全面對立、中港劍拔弩張的敗局之中。在當前的政治現實下，突破困局的主動權就在中央手中。提出一個合乎港人合理期望、貫徹民主普選承諾的政制方案，便是關鍵所在。一國兩制存亡興廢、特區善治可有明天，全在北京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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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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