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五﹕投行「焦慮」下的危機

【明報專訊】相比於上周「來去匆匆」的「錢荒危機」，近日，多位投行（Investment Bank）分析師對內地社會動盪可能性的討論頻頻見諸報端，更令業界矚目。


「中國會發生革命嗎？」，素以「賺錢優先」著稱的投行分析師直接提出這樣的政治議題，似乎有些危言聳聽，但卻反映出這些視角敏銳的經濟人對社會的真實擔憂。


投行對社會穩定的憂慮，折射出中共社會管理面對的難題：社會的不穩定徵兆已開始波及到經濟發展等多個領域。例如因對政府決策不信任而接連發生的反對化工項目的遊行，已影響到了企業的投資和城市的經濟佈局。


官媒《人民日報海外版》認為，當前，內地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大革命前的法國有些類似，兩者均處於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現象，則是當前中共不得不正視的挑戰。


市縣兩級政府因此承擔着比以往更大的行政壓力——由官民爭議引發的信訪案件正在增多，而伴隨暴力的群體性事件亦難以避免。如果說過去的「維穩」二字，僅代表不計代價地阻止群體事件發生，那麽當社會矛盾已經較多積聚，通過改善社會管理而保證基層穩定，勢必要成為市縣政府「維穩」的新選項。


例如新疆近期連續發生的暴力事件，均首先指向縣政府及公安機關，將此一般地定義為恐怖襲擊或許更為簡單，但中南海卻透出風向，導致暴力多發的一個原因是「影響新疆穩定的深層次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中共面臨的「新考題」

由此來看中共近期的一系列動作，「穩基層」的邏輯顯而易見。習近平重新祭出革命時期的「群衆路線」，並將重點放在縣級及以上，顯然重在依靠整風「保穩」——作為中共首個擔任過縣委書記一職的總書記，習總應非常清楚，相較於頒布政令的中南海，縣級執政者的決策以及清廉與否，對中共民意之影響更為巨大。


習總或許還可以提供另一個經驗，他在河北正定縣任職時，恰是中共推行農村改革的關鍵時期。備受王岐山和央行副行長易綱推崇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有過這樣的判斷：「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


改革終究是中共的必然選項，如何在推進改革的同時確保社會穩定，這將是中共面臨的「新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