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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2012年秋，日本放送協會（NHK）在黃金時段連續3周播出有關中華文明的紀錄片。該片通過介紹夏朝的誕生、漢字的出現和秦國的中原統一，探討中華文明5000年不衰的奧秘。整個紀錄片回顧歷史，亦不斷穿越時空，剖析當前中國，且解說充滿危機感：日本，正無可避免地面對東亞大陸中華文明的再崛起。
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釣魚島國有化後，中國和日本就這一島嶼的主權糾紛成為東亞地區，乃至世界關注的焦點。直到最近，兩國之間的領土糾紛仍然未有解決迹象。中日釣魚島問題僵持不下，表面看似純屬領土問題的對立，但究其深層成因，與兩國心理上長年的相互誤讀存有莫大關係。
日本：對中弱國抵抗心理
日本國內主流對釣魚島問題的認知，並未將其視為戰後歷史問題，而是放在近年來中國力量崛起的背景下來考量的。這種認知微妙，且帶有情緒性。在中國，不少對日分析預設：正如上世紀30年代，日本正千方百計地意圖阻礙中國的崛起和發展。然而，從日本內部來看，我們雖然不能否認日本面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但日本主流最為反感的，是中國居高臨下的態度。
日本這一弱國抵抗心理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當時江澤民訪日時要求小淵惠三首相就歷史問題道歉。日本國內認為1972年中日建交，1992年天皇訪華時日方都已作出正式道歉，北京又提道歉，是對日本重複打歷史牌。北京的道歉外交，連當時日本國內不少親中的政治家和記者也感到不滿。
日本的這種基於受害意識的對中強硬情緒，還可以從靖國問題的民意調查中看出端倪：根據日本學者一谷和郎的研究，在是否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議題上，2001年至2005年的日本各大報章的民調都顯示，反對參拜的日本民眾多於支持參拜。但是，當把調查提問改為「是否支持外國政府在靖國問題上的抗議」時，各報民調都顯示，大部分日本民眾都持抵制態度。筆者身邊有不少研究中國、對中國友好的日本學者，他們也表示，感到中國總不能以平等的姿態來對待鄰國，態度傲慢。即使中國主張「不稱霸，行王道」，但在一些日本知識分子眼中，「王道」本身，也是一種天朝大國居高臨下的表現。
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後，進一步加深了日本的弱國心理，令日本人強烈感到受中國壓迫。在這一不信任的氛圍下，當中方提出日本需重回擱置共識，承認釣魚島存在領土爭議時，日方卻會懷疑中國背後的動機，質疑北京會否提出進一步領土要求。中國基於防衛意識而提出的外交主張，在日本看來卻是對外擴張的表現。早前《人民日報》刊登有關「琉球再議」的文章，更加強了日本國內的這一認識，徒然成為了日本右翼說服民眾接受中國正成為「擴張霸權國家」的論據。
中國：歷史悲情繚繞不去
從中國角度來看，釣魚島問題直接和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列強欺凌的屈辱歷史和悲情記憶有關。過去幾十年來，日本看待中國社會的對日不滿情緒，往往從反日教育的角度來解讀。中國對日抗議遊行中出現的暴力行為，更令日本以民主國家自居，貶低中國是一個不可理喻的異質國家。日本社會沒有明白到，在中國人的意識中，歷史不是歷史學家的事情，而是今日的教訓，必須依據恆定的道德價值觀念來反省。沒有1930年代的日本侵華，中國的現代化可能早就完成。
戰後，中日歷史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妥善清理。1972年由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導的中日建交，很大程度上是在壓抑當時中國民間對日不滿的前提下締結的。這些不滿，隨着1990年代後中國社會不斷的多元開放漸漸浮出水面。美國學者James Reilly在2012年出版的新著《強社會，智國家：輿論在中國對日政策中的崛起》（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中指出，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反日社會輿論並非政府主導。中國政府採用靈活的威權主義來回應民眾的反日情緒，政府在輿論高漲時順應潮流，推出部分政策響應民眾要求，但隨後會採取措施收緊，推行理性外交政策。早稻田大學的華人歷史學者劉傑在其新著《中國的強國構想》（筑摩書房，2013）中從中日近代史的角度也指出日方存有認知誤區。劉教授認為，當前中日關係和1930年代中日關係構造相像：即中國社會充滿了呼喚恢復國家統一獨立的民族主義聲音，但日本卻從國際條約的合法性角度，把中國的反日輿論訴求歸結為政府的反日教育和反日政策。中國政府的對日外交政策往往處於兩面夾擊的困境。
中日關係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日本勿忘歷史，中國寬容大度。兩個曾經兵刃相見的國家要化解歷史恩怨，絕非易事。面對以上長年的相互認識差距，中日兩國首腦都應嘗試換位思考，重建信賴關係，慎用軍事武力，和平化解領土爭端。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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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釣魚島國有化後，中國和日本就這一島嶼的主權糾紛成為東亞地區，乃至世界關注的焦點。直到最近，兩國之間的領土糾紛仍然未有解決迹象。中日釣魚島問題僵持不下，表面看似純屬領土問題的對立，但究其深層成因，與兩國心理上長年的相互誤讀存有莫大關係。
日本：對中弱國抵抗心理
日本國內主流對釣魚島問題的認知，並未將其視為戰後歷史問題，而是放在近年來中國力量崛起的背景下來考量的。這種認知微妙，且帶有情緒性。在中國，不少對日分析預設：正如上世紀30年代，日本正千方百計地意圖阻礙中國的崛起和發展。然而，從日本內部來看，我們雖然不能否認日本面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但日本主流最為反感的，是中國居高臨下的態度。
日本這一弱國抵抗心理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當時江澤民訪日時要求小淵惠三首相就歷史問題道歉。日本國內認為1972年中日建交，1992年天皇訪華時日方都已作出正式道歉，北京又提道歉，是對日本重複打歷史牌。北京的道歉外交，連當時日本國內不少親中的政治家和記者也感到不滿。
日本的這種基於受害意識的對中強硬情緒，還可以從靖國問題的民意調查中看出端倪：根據日本學者一谷和郎的研究，在是否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議題上，2001年至2005年的日本各大報章的民調都顯示，反對參拜的日本民眾多於支持參拜。但是，當把調查提問改為「是否支持外國政府在靖國問題上的抗議」時，各報民調都顯示，大部分日本民眾都持抵制態度。筆者身邊有不少研究中國、對中國友好的日本學者，他們也表示，感到中國總不能以平等的姿態來對待鄰國，態度傲慢。即使中國主張「不稱霸，行王道」，但在一些日本知識分子眼中，「王道」本身，也是一種天朝大國居高臨下的表現。
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後，進一步加深了日本的弱國心理，令日本人強烈感到受中國壓迫。在這一不信任的氛圍下，當中方提出日本需重回擱置共識，承認釣魚島存在領土爭議時，日方卻會懷疑中國背後的動機，質疑北京會否提出進一步領土要求。中國基於防衛意識而提出的外交主張，在日本看來卻是對外擴張的表現。早前《人民日報》刊登有關「琉球再議」的文章，更加強了日本國內的這一認識，徒然成為了日本右翼說服民眾接受中國正成為「擴張霸權國家」的論據。
中國：歷史悲情繚繞不去
從中國角度來看，釣魚島問題直接和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列強欺凌的屈辱歷史和悲情記憶有關。過去幾十年來，日本看待中國社會的對日不滿情緒，往往從反日教育的角度來解讀。中國對日抗議遊行中出現的暴力行為，更令日本以民主國家自居，貶低中國是一個不可理喻的異質國家。日本社會沒有明白到，在中國人的意識中，歷史不是歷史學家的事情，而是今日的教訓，必須依據恆定的道德價值觀念來反省。沒有1930年代的日本侵華，中國的現代化可能早就完成。
戰後，中日歷史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妥善清理。1972年由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導的中日建交，很大程度上是在壓抑當時中國民間對日不滿的前提下締結的。這些不滿，隨着1990年代後中國社會不斷的多元開放漸漸浮出水面。美國學者James Reilly在2012年出版的新著《強社會，智國家：輿論在中國對日政策中的崛起》（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中指出，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反日社會輿論並非政府主導。中國政府採用靈活的威權主義來回應民眾的反日情緒，政府在輿論高漲時順應潮流，推出部分政策響應民眾要求，但隨後會採取措施收緊，推行理性外交政策。早稻田大學的華人歷史學者劉傑在其新著《中國的強國構想》（筑摩書房，2013）中從中日近代史的角度也指出日方存有認知誤區。劉教授認為，當前中日關係和1930年代中日關係構造相像：即中國社會充滿了呼喚恢復國家統一獨立的民族主義聲音，但日本卻從國際條約的合法性角度，把中國的反日輿論訴求歸結為政府的反日教育和反日政策。中國政府的對日外交政策往往處於兩面夾擊的困境。
中日關係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日本勿忘歷史，中國寬容大度。兩個曾經兵刃相見的國家要化解歷史恩怨，絕非易事。面對以上長年的相互認識差距，中日兩國首腦都應嘗試換位思考，重建信賴關係，慎用軍事武力，和平化解領土爭端。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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