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數以十萬計，背後推動市民上街的原因，除了不滿政府的誠信問題，低效施政，希望以民主普選去改變現時的政治困局外，還有對社會不公、貧富懸殊以至社會經濟發展嚴重滯後的深層次問題。
相比起10年前2003年50萬人大遊行，香港社會現時面對的問題更加複雜。當年的大遊行固然與反23條立法有關，但不容否認，當時抗議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就是市民對董的「八萬五」房屋政策不滿，造成樓市崩盤，出現大量負資產的問題，以至經濟陷於一池死水。政治經濟因素孰重孰輕，不需爭論。筆者只想指出，當年的經濟問題其實是周期性的毛病，即只要經濟回穩復蘇，樓市的供過於求能被慢慢消化，問題便可逐步解決。相反，今日面對的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卻是結構性問題，不是個別政策調整或經濟增長就能理順解決的難題。當然，我們得首先認清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的根源。
「輸在起跑線」
「輸在起跑線」這個詞語近年被廣泛討論，坊間亦有很多觀點，建議社會應如何構建一個更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這些觀點論述可能都某程度上正確，但筆者以為，真正不公的根源卻未被充分討論。
自2003年50萬人上街計，過去10年，香港以至環球的經濟環境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從全球能源食品價格急升，到金融海嘯以至量化寬鬆，香港經濟雖然算是一路增長，但結構卻在不斷改變。
附表比較了過去10年香港總經濟增長、通脹、各行業的工資升幅以及主要資產價格的變動。數據清楚顯示：第一、經濟增長即GDP的增幅，與工資增幅存在相當大的落差。過去9年，香港人均GDP上升了54%，但整體工資卻只有36%的升幅；如撇除通脹因素，整體實際工資9年來只得小於7%的增幅！更糟的是，除了金融及零售業外，大部分主要行業的工資在扣除通脹後，不是倒退就是原地踏步。第二、無論從整體工資增幅，抑或增長最快的金融業，工資增幅都遠遠落後於資產（主要以樓宇、股票及黃金計）升值，即大部分市民於樓宇股票等的購買力正不斷倒退。
打工族工資財富
追不到擁有資產的人士
這些數據現象指出一個頗為消極的現實環境。對於大部分打工一族，他們的工資以至儲蓄財富都追不到那些擁有資產的人士，時間愈長，差距愈遠。換句話說，對於沒有或很少資產的人，他們愈難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此之所以，如何構建更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等「輸在起跑線」的建議，雖然有助增加社會流動性，但卻未能針對問題的核心。因為，如何公平的競爭環境都只是容許個人能憑努力於學業工作往上爬，但過去10年的現實是，有資產的什麼都不需做也隨時比大部分打工一族要好。
當然，資產升值遠較工資增長快的現象並非香港獨有。世界主要的大城市尤其是金融中心情况最為嚴重。有論者歸咎於這一切都是由於量化寬鬆所致，但從數據上可看出，就算未有量化寬鬆前，這個現象已在發展，量化寬鬆只不過加速了這個趨勢而已。姑勿論什麼原因產生這個現象（篇幅所限，另文再議），可以想像，這個趨勢在可見的將來只會愈來愈強，無論社會或個人，都得為此調整部署安排。
過去一段時間，本地的意見領袖都認為，政府只有責任為社會提供安全網，保障最基層的利益，無責任幫市民置業發達，市民只有奮發向上才能脫貧。對於社會流動性高的時候，這個論述當然有其道理。只是10年下來，資產升值遠比工資增幅強勁，同時資產升值亦是分享經濟增長中最重要元素。如果大家都認為這個趨勢將會持續，要令到大部分市民在將來都能受惠於經濟增長，除了締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政府還需要從資產資助（不一定是房屋方面）方面入手。唯有如此，方能令各階層的利益目標趨向一致。
無法分享經濟增長
社會討論只會重分配輕生產
「反正我亦不會分多一點，公司賺錢與否，與我可干？」道理就是如此簡單。如果普羅大眾都無法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的討論只會愈來愈重分配輕生產。因此，如何通過資產資助去修正過去10年社會分配的不公、加強社會流動性、縮窄貧富懸殊的差距，不單是分配，更是生產，可持續發展增長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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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理事、天駿資產管理投資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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