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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2010年政改風波之時，支持政改方案的諸君，大概想不到「佔領中環」竟然是日後政改爭論的前奏，甚至可能是往後的主軸。在特區政府為政改拖拖拉拉之時，對「佔中」的表態與評議，蓋過一切方案辯論。
由北京主導的建制派一手硬一手軟，梁振英與張曉明口徑一致，譴責佔領中環違法行為，重複小圈子篩選無罪論，溝通與「交朋友」都要在這主調裏。說穿了，就是香港政制要在北京、中聯辦掌上的鳥籠裏發展。在這種形勢下，人們要不是對「佔領中環」成效懷疑，便只能充滿懸念，愈來愈有點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味道。我們看到，在政治現實論壓下來之時，表態支持的人數與道德情感力量與日俱增，例如，發起人戴耀廷高舉愛與和平，矢言穿透坦克裝甲。突然之間，政改爭論好像變成現實與理想之間衝突。
運動需要有歷史視野與反省
任何群眾運動都帶有理想性，講信念，不然，根本沒有運動可言。不過，若只有理想與信念，恐怕亦難以成為持續運動。我並不是說要策略先行，更不是鼓吹接受現實，相反，我們要對自身的理想與信念，有更深層的認識、反思與定位：香港民主運動走到「佔中」這一步，是怎樣促成的呢？「佔中」的長遠意義在哪裏？換言之，運動需要有歷史視野與反省，知道我接合什麼過去，引領什麼未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擺脫博弈思維，避免被不確定的權鬥牽着鼻子走，才能超越一時的所謂勝負，走出自以為是或無盡挫敗的兩極。
首先，正如主事者及評論人指出，「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行動，可能是香港政制民主化裏民眾參與深度最高的一次（由於還未走到中環佔領，所以是「可能」）。它不是精英提出訴求，群眾照着上街這樣簡單，而是提出構想，大家商討審議，甚至將來要商討方案。這種較深度的參與，很明顯有別於八九十年代政制改革的精英代辦，也不同於八九後議會政黨人士的「民主拒共」方案設計與爭議，更與2010年的民主黨與中聯辦政改方案談判截然不同。它延續了好幾次回歸後的群眾大動員，包括2003以來的七一大遊行、五區公投等等，同時，也看到群眾由上街與投票，升級至籌劃、商討與公民抗命，參與者的政治代價也明顯增加。
香港人昔日無從選擇下「被回歸」，到進入今天主動籌劃自己的政治制度與秩序，是一個進步，也是一個嘗試擺脫殖民身分過程。這個過程得以發生，固然有着過去十幾年的宏觀政經背景轉變；然而，香港社會裏一直被邊緣化但又持續不斷的基進運動，卻功不可沒，為人忽略。例如，梁國雄便是1970年代激進青年及思潮運動的產物，他當年參與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四五行動等等，都不屬香港主流社會與政治；他們追求的是較徹底的社會改革，甚至是革命，而不單是形式民主。雖然四五行動曾短暫地在1989年4至5月間成為民運的領導（支聯會成立之前），但在八九十年代大部分時間裏都是邊緣分子，得不到市民大眾支持，甚至連當年新興的民主派都要跟他們劃清界線。例如，他的同志劉山青於1980年因支援北京之春被捕，囚禁10年，只有少數人持續聲援，民主派大部分人士都避之則吉，到他出獄（1990年）時，司徒華等才帶領民主派對劉表示支持與致意。香港的基進派那種較具衝擊力的思想與行動曾看似失敗，卻永不放棄，造就了今天泛民主派政治力量的激進化，不然，也無法成就梁國雄這個有托派背景的泛民政治家，香港民主化也由精英對弈演化成群眾運動。
事實上，「佔中」裏的公民抗命理念與實踐，早已在這些基進運動中預演了。被警察抬走、拘捕、檢控甚至坐牢，對戴教授等來說是新事物，但對1970年代以來的基進運動參與者是家常便飯。再想一下，首個提出「佔領中環」的，嚴格來說不是戴教授，而是呼應「佔領華爾街」的本地左翼青年。他們反對金融資本霸權，實踐理想的集體及公共生活，佔領匯豐銀行地面廣場10個月，打破了大家對「中環」及「佔領」的想像。沒有他們，我很難想像有那麼多人對現在的「佔中」一呼百應。因此，這次「佔中」可以說是追求實質民主的基進運動與政制改革運動的匯流。
「佔中」不是最後鬥爭 而是新開始
我稱之為香港基進運動，有點像我早前讀過一篇由美國左翼歷史學家薩尼斯基（Eli Zaretsky）在《反思美國左派》（Reconsidering the American Left）所描述的美國左派。他指的不是一個派系，而是一個橫跨百多年的運動傳統。他認為，在美國的建國歷史裏，一直有左翼力量衝擊代表建制的兩黨政治，在每次美國政經危機中，他們質問國家核心價值，並提出新方向及新的國家認同，把平等理想由形式制度中向外擴展開去：由19世紀的廢奴運動擴展至民權運動，由公民權出發，在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危機裏追求工人保障及社會權利，並在1960年代開始，追求種族與性別平權，同時，挑戰社會文化制度中的權力關係；到了近年，亦有各種左翼復興更新，衝擊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制度。因此，薩尼斯基的想法跟不少革命左翼人士不同，他認為，廣義的左翼，不停留在社會主義革命想像中，也不是歐洲式社會民主政黨，而是各種深度介入自由民主傳統的知識人及群眾團體。
我不知「佔中」的成敗，但我相信，它是廣義的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時刻，也應是在廣泛的群眾裏實現基進民主的開始。只要保持着這種新動態，一次「佔中」能否爭取到真普選不是關鍵。畢竟，這只是開始，公民抗命不是神奇子彈，一發即中，反而是一個漫長的運動裏的一刻。當年美國黑人於1955年開始第一次大規模反種族隔離，發起杯葛巴士等不合作運動，要經歷10年才有民權法案。「佔中」不是最後的鬥爭，而是新開始。
◆延伸閱讀
Zaretsky, Eli. 2013. "Reconsidering the American Left." Socialist Register 2013: The Question of Strategy. Edited by Leo Panitch, Gregory Albo and Vivek Chibber. The Merlin Press.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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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需要有歷史視野與反省
任何群眾運動都帶有理想性，講信念，不然，根本沒有運動可言。不過，若只有理想與信念，恐怕亦難以成為持續運動。我並不是說要策略先行，更不是鼓吹接受現實，相反，我們要對自身的理想與信念，有更深層的認識、反思與定位：香港民主運動走到「佔中」這一步，是怎樣促成的呢？「佔中」的長遠意義在哪裏？換言之，運動需要有歷史視野與反省，知道我接合什麼過去，引領什麼未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擺脫博弈思維，避免被不確定的權鬥牽着鼻子走，才能超越一時的所謂勝負，走出自以為是或無盡挫敗的兩極。
首先，正如主事者及評論人指出，「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行動，可能是香港政制民主化裏民眾參與深度最高的一次（由於還未走到中環佔領，所以是「可能」）。它不是精英提出訴求，群眾照着上街這樣簡單，而是提出構想，大家商討審議，甚至將來要商討方案。這種較深度的參與，很明顯有別於八九十年代政制改革的精英代辦，也不同於八九後議會政黨人士的「民主拒共」方案設計與爭議，更與2010年的民主黨與中聯辦政改方案談判截然不同。它延續了好幾次回歸後的群眾大動員，包括2003以來的七一大遊行、五區公投等等，同時，也看到群眾由上街與投票，升級至籌劃、商討與公民抗命，參與者的政治代價也明顯增加。
香港人昔日無從選擇下「被回歸」，到進入今天主動籌劃自己的政治制度與秩序，是一個進步，也是一個嘗試擺脫殖民身分過程。這個過程得以發生，固然有着過去十幾年的宏觀政經背景轉變；然而，香港社會裏一直被邊緣化但又持續不斷的基進運動，卻功不可沒，為人忽略。例如，梁國雄便是1970年代激進青年及思潮運動的產物，他當年參與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四五行動等等，都不屬香港主流社會與政治；他們追求的是較徹底的社會改革，甚至是革命，而不單是形式民主。雖然四五行動曾短暫地在1989年4至5月間成為民運的領導（支聯會成立之前），但在八九十年代大部分時間裏都是邊緣分子，得不到市民大眾支持，甚至連當年新興的民主派都要跟他們劃清界線。例如，他的同志劉山青於1980年因支援北京之春被捕，囚禁10年，只有少數人持續聲援，民主派大部分人士都避之則吉，到他出獄（1990年）時，司徒華等才帶領民主派對劉表示支持與致意。香港的基進派那種較具衝擊力的思想與行動曾看似失敗，卻永不放棄，造就了今天泛民主派政治力量的激進化，不然，也無法成就梁國雄這個有托派背景的泛民政治家，香港民主化也由精英對弈演化成群眾運動。
事實上，「佔中」裏的公民抗命理念與實踐，早已在這些基進運動中預演了。被警察抬走、拘捕、檢控甚至坐牢，對戴教授等來說是新事物，但對1970年代以來的基進運動參與者是家常便飯。再想一下，首個提出「佔領中環」的，嚴格來說不是戴教授，而是呼應「佔領華爾街」的本地左翼青年。他們反對金融資本霸權，實踐理想的集體及公共生活，佔領匯豐銀行地面廣場10個月，打破了大家對「中環」及「佔領」的想像。沒有他們，我很難想像有那麼多人對現在的「佔中」一呼百應。因此，這次「佔中」可以說是追求實質民主的基進運動與政制改革運動的匯流。
「佔中」不是最後鬥爭 而是新開始
我稱之為香港基進運動，有點像我早前讀過一篇由美國左翼歷史學家薩尼斯基（Eli Zaretsky）在《反思美國左派》（Reconsidering the American Left）所描述的美國左派。他指的不是一個派系，而是一個橫跨百多年的運動傳統。他認為，在美國的建國歷史裏，一直有左翼力量衝擊代表建制的兩黨政治，在每次美國政經危機中，他們質問國家核心價值，並提出新方向及新的國家認同，把平等理想由形式制度中向外擴展開去：由19世紀的廢奴運動擴展至民權運動，由公民權出發，在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危機裏追求工人保障及社會權利，並在1960年代開始，追求種族與性別平權，同時，挑戰社會文化制度中的權力關係；到了近年，亦有各種左翼復興更新，衝擊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制度。因此，薩尼斯基的想法跟不少革命左翼人士不同，他認為，廣義的左翼，不停留在社會主義革命想像中，也不是歐洲式社會民主政黨，而是各種深度介入自由民主傳統的知識人及群眾團體。
我不知「佔中」的成敗，但我相信，它是廣義的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時刻，也應是在廣泛的群眾裏實現基進民主的開始。只要保持着這種新動態，一次「佔中」能否爭取到真普選不是關鍵。畢竟，這只是開始，公民抗命不是神奇子彈，一發即中，反而是一個漫長的運動裏的一刻。當年美國黑人於1955年開始第一次大規模反種族隔離，發起杯葛巴士等不合作運動，要經歷10年才有民權法案。「佔中」不是最後的鬥爭，而是新開始。
◆延伸閱讀
Zaretsky, Eli. 2013. "Reconsidering the American Left." Socialist Register 2013: The Question of Strategy. Edited by Leo Panitch, Gregory Albo and Vivek Chibber. The Merl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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