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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只要中央與港人坦誠商討，仿效當年基本法一樣，找到中央與港人都接受的處理辦法，以一個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治體制，告別無止境爭拗內耗，埋首發展經濟，中央毋須再擔心香港在沉淪的軌道上繼續滑下去。我們認為：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制訂7年立法，就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特首梁振英與26名政界人士及學者，上周四在禮賓府飯敘3小時，主要談政改問題，據知席間不少意見認為政府應仿效當年起草《基本法》，有一個平台供各方、社會及市民參與討論和提出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會後轉述了這個意見，但是梁振接納與否，未見披露。中央承諾讓香港實施雙普選，而在一國兩制之下，落實雙普選既要滿足港人的訴求，也要顧全國家和中央對港的權力，所以，香港政制發展至最後階段，實際上涉及中央與香港在憲制上的安排，箇中一定有矛盾，需要探討、商討與調和。搭建一個政制安排平台，讓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凝聚最大共識，我們認為是讓香港告別政制爭議的恰當機制。
政制討論應走出渾沌
「平台」可對焦構建共識
2010年7月，立法會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之後，本報曾經發表社評，建議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研議10年立法，爭取一次過徹底解決政制問題。這篇社評的緣起，與2010年民主黨與中聯辦官員磋商政改方案有關，民主黨提出10年立法以徹底解決政制問題，據知參與磋商的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並未拒絕，表示會研究考慮，只是後來沒了下文。當時，本報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政制安排協調會的概念，仿效基本法起草時的做法，處理好長期困擾香港的政制問題。
3年過去了，沒有機制處理政改事宜，雙普選又走到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何時開始正式諮詢，仍然諱莫如深，而中央官員，例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則先後就特首普選拋出一些說法，包括所謂篩選機制等，使港人對會否有真普選存在疑慮；在此情况下，「佔領中環」持續升溫，一場中央與港人對壘的局面隱忍待發，這完全是政改討論處於渾沌狀態，衆說紛紜的結果。禮賓府那一頓飯，期望是事態的轉捩點，日後將發展至有組織、對焦的討論，就政制安排建構社會共識。這樣的話，搭建平台之議就值得憧憬。
譚志源轉述平台的建議時，並未透露政府取態，民主黨的張文光對平台的組成和職能，未交代具體構思，反而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說，她心目中的平台，是顧問性質，向特首負責，由委員組成，舉辦公開活動蒐集意見，然後整理歸納，制訂報告等。從出席飯敘一些人說及此事的片言隻語，使人得出一個印象，就是他們把平台視作今次政改五部曲的前期諮詢。
政府遲遲不展開諮詢，而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和2017年特首普選辦法是大題目，緊迫感而形成的民情躁動，已經在社會氛圍顯露出來，基於諮詢無期，現在以平台開展沒有諮詢文件的諮詢，或許稍有幫助，但是平台的職能僅為彌補諮詢時間不足，意義不大。我們認為平台的目標，應該是徹底解決香港的政制問題，而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平台的職能與運作，可以仿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為未來7年香港政制安排制訂方案，所以，這個平台稱為「政制安排協調會」，是恰當的稱謂。
普選安排涉憲制範疇
需有機制與中央磋商
政制安排涉及3點，一是滿足港人的訴求，二是切合香港實際需要，三是顧全中央的顧慮和權力體現。
（1）港人期望雙普選都是真普選，協調會處理雙普選，例如立法會的普選，應該從2016年的選舉安排開始部署，使功能組別的選舉到2020年仍然符合普及而平等原則，若今次只處理2016年的選舉安排，不理會到2020年的預期發展，則日後又起爭議，對港人和香港都是折磨。若其間有協調會運作，就可以顧及這種聯繫，消除無謂的爭拗。
（2）香港政治體制畸形，導致政府管治失效，16年來香港管治每况愈下，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所以，香港政制必須動大手術，例如是否改變比例代表制，改善立法會政黨、政團細碎分立，使政府政策難以取得大多數支持的局面；又例如特首和政府在立法會沒有穩定支持，推動政策寸步難行，實行政黨政治是解決管治困局的良方。諸如此類政制問題，需要大量研議工作，若等到政改年才提出來，屆時沒有足夠時間討論，僅處理眼前選舉辦法的政改，香港只會繼續內耗蹉跎下去，若有協調會的常設機制，可以長年研議，制訂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制安排。
（3）至於中央的顧慮和權力體現，張曉明上月首次到訪立法會，主動談到政制問題，他當時就香港的普選制度提出3個「必須」，其中一個必須是「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得到保障」。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中央政府依法享有權力，相信港人基本上無異議，但是與特首普選結合一起討論，則選舉安排怎樣才符合國家和中央權力的體現，而又不損及普選需要普及而平等原則，就需要港人與中央探討磋商。此事的性質與當年制訂基本法須平衡中央與特區的利益，如出一轍，涉及憲制安排，由協調會來處理是恰當的機制。
政制安排對香港至關重要，回歸16年的發展，反映香港需要的政治體制已非當年所能想像；中央怕香港走歪路，可以理解，但是這個擔心不應成為窒礙中央兌現承諾，給予香港雙普選的理由和藉口；只要中央與港人坦誠商討，仿效當年基本法一樣，找到中央與港人都接受的處理辦法，則顧慮就可以消解，香港也可以解除束縛，以一個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治體制，告別無止境爭拗內耗，埋首發展經濟，中央毋須再擔心香港在沉淪的軌道上繼續滑下去。我們認為：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制訂7年立法，就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歡迎回應 [email protected]
特首梁振英與26名政界人士及學者，上周四在禮賓府飯敘3小時，主要談政改問題，據知席間不少意見認為政府應仿效當年起草《基本法》，有一個平台供各方、社會及市民參與討論和提出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會後轉述了這個意見，但是梁振接納與否，未見披露。中央承諾讓香港實施雙普選，而在一國兩制之下，落實雙普選既要滿足港人的訴求，也要顧全國家和中央對港的權力，所以，香港政制發展至最後階段，實際上涉及中央與香港在憲制上的安排，箇中一定有矛盾，需要探討、商討與調和。搭建一個政制安排平台，讓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凝聚最大共識，我們認為是讓香港告別政制爭議的恰當機制。
政制討論應走出渾沌
「平台」可對焦構建共識
2010年7月，立法會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之後，本報曾經發表社評，建議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研議10年立法，爭取一次過徹底解決政制問題。這篇社評的緣起，與2010年民主黨與中聯辦官員磋商政改方案有關，民主黨提出10年立法以徹底解決政制問題，據知參與磋商的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並未拒絕，表示會研究考慮，只是後來沒了下文。當時，本報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政制安排協調會的概念，仿效基本法起草時的做法，處理好長期困擾香港的政制問題。
3年過去了，沒有機制處理政改事宜，雙普選又走到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何時開始正式諮詢，仍然諱莫如深，而中央官員，例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則先後就特首普選拋出一些說法，包括所謂篩選機制等，使港人對會否有真普選存在疑慮；在此情况下，「佔領中環」持續升溫，一場中央與港人對壘的局面隱忍待發，這完全是政改討論處於渾沌狀態，衆說紛紜的結果。禮賓府那一頓飯，期望是事態的轉捩點，日後將發展至有組織、對焦的討論，就政制安排建構社會共識。這樣的話，搭建平台之議就值得憧憬。
譚志源轉述平台的建議時，並未透露政府取態，民主黨的張文光對平台的組成和職能，未交代具體構思，反而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說，她心目中的平台，是顧問性質，向特首負責，由委員組成，舉辦公開活動蒐集意見，然後整理歸納，制訂報告等。從出席飯敘一些人說及此事的片言隻語，使人得出一個印象，就是他們把平台視作今次政改五部曲的前期諮詢。
政府遲遲不展開諮詢，而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和2017年特首普選辦法是大題目，緊迫感而形成的民情躁動，已經在社會氛圍顯露出來，基於諮詢無期，現在以平台開展沒有諮詢文件的諮詢，或許稍有幫助，但是平台的職能僅為彌補諮詢時間不足，意義不大。我們認為平台的目標，應該是徹底解決香港的政制問題，而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平台的職能與運作，可以仿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為未來7年香港政制安排制訂方案，所以，這個平台稱為「政制安排協調會」，是恰當的稱謂。
普選安排涉憲制範疇
需有機制與中央磋商
政制安排涉及3點，一是滿足港人的訴求，二是切合香港實際需要，三是顧全中央的顧慮和權力體現。
（1）港人期望雙普選都是真普選，協調會處理雙普選，例如立法會的普選，應該從2016年的選舉安排開始部署，使功能組別的選舉到2020年仍然符合普及而平等原則，若今次只處理2016年的選舉安排，不理會到2020年的預期發展，則日後又起爭議，對港人和香港都是折磨。若其間有協調會運作，就可以顧及這種聯繫，消除無謂的爭拗。
（2）香港政治體制畸形，導致政府管治失效，16年來香港管治每况愈下，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所以，香港政制必須動大手術，例如是否改變比例代表制，改善立法會政黨、政團細碎分立，使政府政策難以取得大多數支持的局面；又例如特首和政府在立法會沒有穩定支持，推動政策寸步難行，實行政黨政治是解決管治困局的良方。諸如此類政制問題，需要大量研議工作，若等到政改年才提出來，屆時沒有足夠時間討論，僅處理眼前選舉辦法的政改，香港只會繼續內耗蹉跎下去，若有協調會的常設機制，可以長年研議，制訂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制安排。
（3）至於中央的顧慮和權力體現，張曉明上月首次到訪立法會，主動談到政制問題，他當時就香港的普選制度提出3個「必須」，其中一個必須是「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得到保障」。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中央政府依法享有權力，相信港人基本上無異議，但是與特首普選結合一起討論，則選舉安排怎樣才符合國家和中央權力的體現，而又不損及普選需要普及而平等原則，就需要港人與中央探討磋商。此事的性質與當年制訂基本法須平衡中央與特區的利益，如出一轍，涉及憲制安排，由協調會來處理是恰當的機制。
政制安排對香港至關重要，回歸16年的發展，反映香港需要的政治體制已非當年所能想像；中央怕香港走歪路，可以理解，但是這個擔心不應成為窒礙中央兌現承諾，給予香港雙普選的理由和藉口；只要中央與港人坦誠商討，仿效當年基本法一樣，找到中央與港人都接受的處理辦法，則顧慮就可以消解，香港也可以解除束縛，以一個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治體制，告別無止境爭拗內耗，埋首發展經濟，中央毋須再擔心香港在沉淪的軌道上繼續滑下去。我們認為：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制訂7年立法，就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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