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泛民主派召開集思會，釋出支持跟中央保持溝通、特別提出爭取恒常化溝通的意願；這是一個積極信號。在後政改時期，泛民與中央有必要重建互信和良性互動，梳理應對各方面問題，而這一切必須從溝通開始。近期，港澳辦官員接觸民主黨代表之後，官方新華社發稿，特別指出「中央官員與社會各界、各政團以不同方式會面是正常安排」。事態顯示，中央與泛民都在調整身段，關係有解凍迹象，期望雙方的良好意願能夠化為行動，使香港政局重回正常軌道。
泛民釋出溝通意願
中央理應廣泛接觸
去月下旬，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來港與民主黨5名高層會面；獲邀到北京出席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的湯家驊，據透露留京期間兩度與港澳辦官員會面。這些會面，從雙方發布信息所見，都顯得小心翼翼，大有保護這類溝通之意，避免引起猜疑。社會上對這兩次接觸有不同反應，取態極端偏激者肆意批評是意料中事，不過主流輿論多給予肯定，並認同應有更多類似溝通。
過去幾年，特別是政改爭拗發生佔領運動之後，中央與泛民關係跌至冰點；若有泛民中人與中央官員接觸，不單備受激進派攻擊，連被認為一貫取態溫和的泛民陣營也有異議，使這些人的處境甚為尷尬。不過，今次民主黨、湯家驊與港澳辦官員會面之後，卻未見一面倒的攻擊論調，反映出主流社會、特別是泛民陣營對於跟中央溝通，更多地是回歸溫和務實取態。放在這個框架審視泛民昨日釋出的信息，蘊含的積極意義值得中央注意。
泛民認為即使他們願意溝通，不過是否有溝通，有沒有可能溝通恒常化，中央都有主動權。按已知情况，此乃事實。政改鬥爭之後，中央對泛民陣營隱然有劃線，拒絕與少數激進派溝通；事實上，激進派把對抗中央視為政治本錢，他們也不敢尋求溝通。經過政改一役，表面上整體政治生態趨於激化，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激進力量在政改之後未能整合，能量流失，若認為泛民整體都向極端偏激靠攏，暫時未見有力佐證。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政治光譜中，廣義的溫和中間力量仍然是大多數，與原有社會形態並無根本轉變。
職是之故，中央與泛民溝通的範圍愈寬廣愈好。許多時候，激進派以對抗為樂，沒有溝通基礎，中央與他們涇渭分明、楚河漢界，在社會上會獲得理解；不過，中央若在泛民陣營再劃分，客觀上可能把一些黨派或人士推向激進派，但實際上他們本屬中間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中央與泛民溝通，應該展示更多包容，爭取彌合更多裂縫，而非讓嫌隙擴大成為鴻溝。溝通步伐邁開一點，使中間溫和力量有更大空間，變相可收壓縮激進派之效。
政改歷經一場鬥爭之後告吹，有諸多原因，其中一個是建制陣營鷹派當道，激化鬥爭。比如京官與民主黨會面之後，個別建制陣營人士以煮熟的鴨子來形容泛民，直指泛民「身軟嘴硬」；這個說法帶有貶義，是否對溝通潑冷水，仍須觀察，但起碼是看不到有促進溝通之意。個別鷹派人物鬥字當頭，若他們繼續說三道四，阻絕中央與泛民的溝通之路，則中央必將繼續坐實偏聽，甚至誤判港情。政改一役，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很多，中央與泛民缺乏直接溝通肯定是其一，如果這是人為從中作梗的結果，則鷹派人物的所作所為就要總結檢討。
建制鷹派阻絕溝通
中央坐實偏聽誤判
泛民把「飯盒會」正名為「泛民會議」，組成和運作模式沒有改變，不過他們決定把泛民協作由立法會層面推向18區；怎樣推展未有交代，或許仍待摸索。從發展角度，泛民此舉不妨樂觀其成。首先，目前區議會有不少流弊，泛民期望透過協作改革區議會的功能，若能收效則可以強化地方行政，促進社會進步。其次，泛民會議正名之後，計劃走出立法會，若在推展過程中採取務實取態，則可以進一步與激進派區隔，確立溫和務實路線，對於本港政治發展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對於泛民會議還有一點期望，就是在立法會，泛民應該與激進派清晰切割，擺脫激進派挾持泛民去癱瘓議會、阻礙政府施政的局面。這幾年，立法會的少數激進派利用議事規則漏洞，以不斷提問，甚至拉布等方式操持議事；公衆看在眼裏，大多深惡痛絕，而「陪玩」的泛民議員，則為此付出政治代價。「泛民會議」在新立法年度要有實際行動，抵制不必要的阻礙議事舉措，若激進派議員仍不收手，泛民議員應該同意修改議事規則，使立法會有機制處理動輒擾亂議事和拉布的行為。「泛民會議」與激進派清晰切割，可以使社會回歸到溫和務實主導，因此期望「泛民會議」勿再婦人之仁，須拿出勇氣做應做的事。
歡迎回應[email protected]
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