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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上周四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的歷史意義顯而易見：中國史上第一次在抗戰紀念日舉行閱兵；第一次有外國軍隊參與；習近平第一次以國家主席身分檢閱解放軍部隊及登上天安門城樓發表談話。除了歷史的重量，整件事還有深刻的文化含意。簡言之，今次閱兵是中國罕有地以勝利者的高姿態在國際舞台上出現。習近平在講話結束時喊出「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固然是勝利者發出的呼聲；在講話中強調中國「永不稱霸」更等於默認中國有稱霸的條件，這本身就流露出霸氣。
「永不稱霸」即有稱霸條件
這樣的舉止不但與世人心目中的中國人性格截然不符，也徹底顛覆了中國人是弱者和受害者的文化身分和自我形象。歷史學有所謂「歷史循環」（historic recurrence）的概念，指某些主題、事件和大敘述，周而復始地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出現，例如教會與政府的鬥爭、宗教與科學的衝突、權力的更迭與盛衰等等。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在它的歷史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祖國永遠是受害者。
的確，在近代史上，中國人最激情澎湃、熱血沸騰的一刻，並非國家站在道德高地上做對了什麼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事情，而是國家遭侮辱、受壓迫和被侵略的時候（not when the country is right, but when the country is wronged）。
久而久之，在中國人的國家想像中，祖國變成了永遠的受害者（the eternal victim）——她的尊嚴、領土完整，甚至安危，時刻需要人民的捍衛甚至犧牲。美國的開國元勳杰佛遜（Thomas Jefferson）說，要活得自由，就要隨時隨地、沒完沒了地提高警覺（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對於中國人，隨時隨地、沒完沒了地提高警覺卻是愛國的代價（the price of patriotism is eternal vigilance）。
沒有作惡行兇者，就沒有受害人。在中國，對加害者的仇恨是一種國家批准甚至鼓勵的仇恨（state-sanctioned hatred），也是一股能夠釋放社會凝聚力的強大政治動員力量。
中美國歌大異其趣
這解釋了為何在太平盛世的今日，我們每天聽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仍然是完成於1935年抗日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作品號召人民「起來」，「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萬眾一心」地做「血肉長城」。可堪玩味的是，進行曲的第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第三句才提到「中華民族」，可見敵人、外來的威脅乃建構中國人身分的關鍵。
這與美國國歌《星條旗之歌》（The Star Spangled Banner）可說是大異其趣。同樣寫於國家的危急存亡之秋（1812年美國正為她的獨立而戰），《星條旗之歌》歌頌的是一種無悔犧牲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美國讓美國人「引以為榮」，因為她是「自由之邦」（land of the free）和「勇者之家」（home of the brave）。在這首令中國人聽得百感交集的美國國歌中，敵人只在暗示、隱喻中出現（「激戰」、「烈火熊熊，炮聲隆隆」），它的中心意象是一面「在黑夜過後聳立」的美國國旗。
中國是一個有13.6億人口的多元民族，再加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國家想像已經缺乏說服力和感召力，政府要培養人民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實在殊不容易。在這樣的環境下，抗戰的回憶和反日自有其不言而喻的功能性；更何况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愛國從來都是最具合法性的價值。問題是倘若我們只能在一個充滿仇恨的語境裏，才願意由衷地對國家說一句「我愛你」，這不是一種難堪和悲哀嗎？
這次閱兵為中國人擺脫受害者的身分走出重要一步。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不再是受害者的同時，也表明絕不會做加害者，將自己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加諸別人。這不是外交或者公關辭令，而是從痛苦的經驗中得到的教訓（bitter lesson）。
林沛理
專欄作家
「永不稱霸」即有稱霸條件
這樣的舉止不但與世人心目中的中國人性格截然不符，也徹底顛覆了中國人是弱者和受害者的文化身分和自我形象。歷史學有所謂「歷史循環」（historic recurrence）的概念，指某些主題、事件和大敘述，周而復始地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出現，例如教會與政府的鬥爭、宗教與科學的衝突、權力的更迭與盛衰等等。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在它的歷史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祖國永遠是受害者。
的確，在近代史上，中國人最激情澎湃、熱血沸騰的一刻，並非國家站在道德高地上做對了什麼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事情，而是國家遭侮辱、受壓迫和被侵略的時候（not when the country is right, but when the country is wronged）。
久而久之，在中國人的國家想像中，祖國變成了永遠的受害者（the eternal victim）——她的尊嚴、領土完整，甚至安危，時刻需要人民的捍衛甚至犧牲。美國的開國元勳杰佛遜（Thomas Jefferson）說，要活得自由，就要隨時隨地、沒完沒了地提高警覺（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對於中國人，隨時隨地、沒完沒了地提高警覺卻是愛國的代價（the price of patriotism is eternal vigilance）。
沒有作惡行兇者，就沒有受害人。在中國，對加害者的仇恨是一種國家批准甚至鼓勵的仇恨（state-sanctioned hatred），也是一股能夠釋放社會凝聚力的強大政治動員力量。
中美國歌大異其趣
這解釋了為何在太平盛世的今日，我們每天聽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仍然是完成於1935年抗日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作品號召人民「起來」，「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萬眾一心」地做「血肉長城」。可堪玩味的是，進行曲的第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第三句才提到「中華民族」，可見敵人、外來的威脅乃建構中國人身分的關鍵。
這與美國國歌《星條旗之歌》（The Star Spangled Banner）可說是大異其趣。同樣寫於國家的危急存亡之秋（1812年美國正為她的獨立而戰），《星條旗之歌》歌頌的是一種無悔犧牲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美國讓美國人「引以為榮」，因為她是「自由之邦」（land of the free）和「勇者之家」（home of the brave）。在這首令中國人聽得百感交集的美國國歌中，敵人只在暗示、隱喻中出現（「激戰」、「烈火熊熊，炮聲隆隆」），它的中心意象是一面「在黑夜過後聳立」的美國國旗。
中國是一個有13.6億人口的多元民族，再加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國家想像已經缺乏說服力和感召力，政府要培養人民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實在殊不容易。在這樣的環境下，抗戰的回憶和反日自有其不言而喻的功能性；更何况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愛國從來都是最具合法性的價值。問題是倘若我們只能在一個充滿仇恨的語境裏，才願意由衷地對國家說一句「我愛你」，這不是一種難堪和悲哀嗎？
這次閱兵為中國人擺脫受害者的身分走出重要一步。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不再是受害者的同時，也表明絕不會做加害者，將自己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加諸別人。這不是外交或者公關辭令，而是從痛苦的經驗中得到的教訓（bitter lesson）。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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